西方等发达国家发起并引领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我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 需要对主观幸福感概念及理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测量量表等多方面的扬弃与发展, 以构建出中国化的具有普适性的主观幸福感理论及高效信度的测验量表及测验方式。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目前主观幸福感概念中涉及个人认知及对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主观评定, 个人认知与情绪间的关系是彼此独立、部分独立还是认知主导情绪或情绪影响认知, 如果认知或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在主观幸福感中所起作用不同, 将其测量所得各个部分的分数简单相加是否会使结果混杂等问题都期待深化研究; 经典的幸福感理论视幸福感为稳定少变, 无疑否定了可以通过人为干预、公共政策、人文教育等方式加以促进的实际状况, 需要构建新的理论。需要“主观”的客观化。既要研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素质, 又要研究其外在诱因。大脑系统结构与遗传素质, 大脑行为激发及其抑制系统可谓是影响幸福感的内“硬”部分; 生活环境, 文化教育, 人际关系, 社会支持, 生活事件,应付方式, 宗教信仰, 价值观念等可谓其外“软”部分。目前对幸福感的研究, 大多对外在诱因的研究上, 对影响幸福感的内在硬的部分知之甚少,需要通过全面研究以理解主观幸福感的本质。需要纵贯干预研究。选取合适人群( 如双胞胎兄妹, 在校学生, 在押犯者, 社区老人, 精神心理患者, 慢性病患者, 濒危老人等) , 慎选测验方式及量表, 准确记录生活事件( 如重大考试,成功挫败, 痛失亲人, 病情恶化, 公共政策, 矿难战乱, 自然灾害等) , 持续多年间隔加以测量,取得可靠纵贯研究数据, 研究主观幸福感与遗传、自我目标、生活事件、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等因素间作用, 找准引起幸福感改变的关键因素, 找出幸福感水平由低到高或由高变低的重要拐点,以深入了解主观幸福感与其他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及内部心理机制, 为有效促进主观幸福感及健康提供支持。

4.2 幸福感研究需要更高层面的参与关注

个人主观幸福感及国民整体的平均幸福感高低, 更能表明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参考指标。国外对主管幸福感的研究早已深入到国民经济与公众政策、大众健康与教育、社会资源分配更高的层面, 研究领域广, 关注程度高。有研究发现, 促进精神病人与社区间在身体( 购物等日常活动) 、社会( 与正常人交往) 、心理( 有被接纳感归属感) 等三个层面的融合, 有利于提高病人的主观幸福感; 有研究认为利用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 可以更高效的选择健康干预方案, 优化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分配与使用, 促进大众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Marks 等人于2006 年绘制出第一张全球幸福感指数地图, 发现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健康间关系最为密切, 与各国经济状况及基础教育的获得情况也高度关联; 丹麦Christian Bjornskov 等利用欧洲统计署纵贯1973- 2002 年的资料, 对欧洲15 个国家的GDP增长方式与生活满意感趋势作了研究, 发现单纯GDP 的增加并不能诱发人们主观幸福感趋势, 与周边国家相比具有更高的GDP 增长速度、国家消费更高时, 对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 荷兰Veenhoven 研究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客观证据, 还要致力于精神层面的主观指标; 物质方面的进步与否不能仅仅局限于客观方面的衡量, 辅以主观方面的衡量会更好; 客观指标对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不大, 因为政策决策不一定反映公众的愿望, 政策制定者需要大众主观方面的信息, 政策制定者要区分期望和必需( want and need) , 需要评估人的总体主观幸福感。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农村与城市差距大, 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 贫富两极分化严重, 农村人口居多, 老龄化人口比例增大, 医疗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下岗失业人员增加,毕业大学生难就业人数增多等现象, 这些领域理应引起更高层的关注与更广发的研究参与, 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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