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活动幸福论( Activity Theory) 认为活动产生幸福, 幸福是进行适当复杂性活动的副产物; Tatarkiewiecz(1976)等人提出的幸与不幸相连论( Happiness connected with Unhappiness) , 认为悲喜相连, 摘食快乐之人必也品味过痛苦;Solomon (1980)等人提出的幸与不幸对立论( Happiness opponent to Unhappiness) , 认为幸福与痛苦在两个对立极点上, 幸福痛苦互不相容, 人失去所爱就会痛苦, 人忘却不幸则会幸福; Ryan( 2000) 等在自我决定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基础上提出幸福感自我决定论, 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探求成长及追求整合完美的内在动机, 但这一内在动机具有脆弱性可变性。外部社会条件既可能使人主动潜心于某事, 也可能使人被动倦而待之; 好的外部环境促使人的自我实现需要( competence) 、独立自主需要( autonomy) 、自我归属需要( relatedness) 得到满足, 进一步激发人的内在动机, 促使人的健康及主观幸福感的产生。

3.主观幸福感研究趋向

3.1 测量手段多样化

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情感等成分构成, 对情感成分的评估免不了被试的认知判断, 如若被试拒绝或歪曲回答问卷, 或把自己当前的情绪体验作为幸福感都影响幸福感的测定。Marne 等人对主观幸福感各结构成分的辨别效度、聚类效度及因子效度的研究发现, 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可以彼此独立, 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可以独自出现与发生, 因此要保证量表认知成分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各成分的结构完整性以保证幸福感测定的准确性。此外还有一周经历记录( 记录一周内每天任意五个时刻的情绪状态) 、限时记忆测量( 在限定时间内尽量多的回忆一周出内的愉悦事件及负性生活事件) 、多方信息求证( 询问当事人的朋友或家人, 了解其幸福状况) 、微笑频次测量( 记录在讲述其生活经历时笑的状态和频次) 、医学生物学检查( 唾液中考的松含量, 前额叶不对称测定,面部肌电图) 等多种量方法。通过多方式多维度的测量, 确保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测量结果的不一致使人了解幸福感不同组成因素的差异及人群间的差别, 为构建幸福感理论提供有利之处。

3.2 研究方法科学化

幸福感领域的研究, 大多采用横断研究设计,对人口统计学等诸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但横断设计难以辩析因果关系,使研究结果的借鉴应用大打折扣。有研究发现失业等状况与低幸福感水平存在联系, 但横断设计很难说清究竟是因为失业导致不幸福感, 还是原本的消极认知方式、被动应对策路、不良适应能力引起失业, 或是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年龄与幸福感关系研究中,Diner ( 1984) 及Costa 等研究都发现幸福感水平不随年龄而变化, Wilson 的研究发现年轻人比老年人幸福, 年龄对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消极作用;Veenhoven ( 1984) 研究则发现随年龄增长, 老年人幸福感希求水平会降低而变得更容易满足。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究竟孰是孰非, 需要更加严格的研究设计深入的认识主观幸福感与其相应影响因素间的作用机制。Headey 提出通过构建统计模型的方法, 找出主观幸福感与其他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净效应, 首先证明主观幸福感与其他因素间的相关性, 再证明发生先后顺序, 以此来确定因果关系。

3.3 研究领域扩大化

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伴随着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及享乐心理学( Hedonic Psychology)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研究队伍日趋多元化。人们通过社会经济等方面与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 国民的幸福感水平不随国家经济迅猛增长而提高, 失业下岗人员即使得到与参加工作时数目相当的救助也会致使幸福水平降低, 因此经济增长、失业下岗、社会管理、通货膨胀、政策调控、社会动荡、战争灾难、文化差异等与幸福感水平相关的领域引起进一步关注, 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人也参与近来, 把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 把人们幸福感水平的高低作为评价经济政策成功与否的指标, 极大地拓展了幸福感研究的队伍及新领域[10]。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 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员交往更加频繁, 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差的幸福感研究得到发展。

3.4 理论构建严谨化

幸福感理论应建立在对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及各因素间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等的科学理解上,以往的幸福感理论因缺少严谨性及普适性而受到批评。Bruce Headey 认为一个完整的幸福感理论至少包括人格特征、生活事件及如何测量人的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 being) 与不适感( subjectiveill- being)等几方面要素; Michael A. Busseri 等采用杂合模型, 对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三者间的依存或对立关系及在主观幸福感测量中的权重做了研究, 为探求影响幸福感的潜在变量或将来修正幸福感概念提供新的方法。现在人们对幸福感理论的构建, 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要素上, 人们认识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人格特质、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自我效能、文化差异及人口统计学因素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不同的个体有决定其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因素。人们试图从更宽广的视野, 从主观幸福感水平相对稳定或变化波动与诸多因素组合的交互作用中来构建新的幸福感理论。

4.对我国幸福感研究的启示

4.1 幸福感研究需要扬弃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