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冲突与分化似乎只是表象，而表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学科内部存在着多种社会心理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分歧。1984年，美国心理学家金布尔指出，心理学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存在着两大阵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 。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科学主义阵营主要以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主要由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组成;人文主义阵营主要以释义学和现象学作为其哲学基础，两者在科学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内借鉴了多种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但是，目前这些多样的方法有各自的基本假设和哲学基础，缺乏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共同基础。应用不同方法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不可通约的学术结果，这些结果之间相互对话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们引进并继承了过多的“旧范式”，但是，这些旧范式基本上都未能很好地适应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反，能够呼应中国文化和社会实践、同时符合全球化趋势、适用于解释中国人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新范式”的出现却不可预期。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心理学还没有产生自己的、具有创新性的大一统的理论，可以说这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幸事。不幸的是，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真正地摆脱分裂与解体的困境，它必须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理论，宛如进化论之于现代生物学、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之于现代物理学。当前的社会心理学还没有这样的共同学术理论基础;而且我们也无法预期这样的理论基础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目前中国还未产生大一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许是一件幸事。首先，因为传统的大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研究领域，随后被推广到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来，获得了值得质疑的普遍性，这样的大理论基本上都未必能够成为整合社会心理学的共同学术基础。其次，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大理论基本上都具有排他性，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或多或少地排斥与其他理论进行深人的对话与交流。第三，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以来，一般不超过20年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宏观理论，然而新理论的出现往往不是因为旧理论错了，而是因为旧理论存在某种缺陷，但新理论在弥补这一缺陷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他方面的缺陷，社会心理学领域内新的宏观理论的出现宛如一只钟摆，不是偏向于此，就是偏向于彼，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在表达形式方面随着时代精神、科学技术与用词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此看来，业已存在的这些宏观理论不但不能弥合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分歧和冲突，反而有可能会使分裂的困境雪上加霜。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看，只要找到科学主义文化和人文主义文化的结合点，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整合是有可能实现的。在我国心理学研究领域中，贾林祥提出用“大人文主义科学观”整合心理学界的各种冲突与分化;彭艳琴[121也提出“科学人文主义科学观”，即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合;吴萍ll3J提出了心理学的大科学观，即重构贯通实证研究方法与人文方法，探求心理机制和心理体验相对统一的大科学观;葛鲁嘉I141提出，新的科学观应该能在知识论心理学和价值论心理学之间建立一个中枢，这个中枢可以实现知识论心理学和价值论心理学的相互容纳和相互过渡。而对于中国社会心理学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它的整合不是无差别的统一，形成单纯的自然科学的社会心理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心理学都不是一种理想状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整合应该是一种有差别的统一，形成多种形态的社会心理学并存与共荣，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观、方法论、理论建构和指导思想等方面找到能够使多种分歧与冲突相互对话的共同点，并建立起有机的学术联系。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整合绝不能搞简单的折中和统一，而应该形成一种“不同而和”的多元整合的局面。实现中国社会心理学“不同而和”的多元整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共同努力，只有形成了集体合力才有可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

三、走向知识创新

知识可以分为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通过一定的科学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事物的知识。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认识的结晶，同时又是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必要的精神条件。社会心理学知识理应属于科学知识的一种。学科是人们智慧创新的结果，也是学者在知识创新过程中不断加以分门别类和系统整理的成果。当代社会心理学科，主要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学者在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方面不断创新、不断积累的成果体系。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这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创新方面的竞争结果，所以，这个时代也可以被称之为创新时代。我们所生活和工作的时代被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或日创新时代，这个时代中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在这样的时代里，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知识资源的只能是知识创新和学术创新，从前的学术权威、传统和范例作为“知识资源”的地位必须要让位于以实践为基础、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创新研究工作。创新时代是激烈变革的时代，权威与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旧时代的“知识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缓慢的社会变迁既不能带动也不需要大量的知识创新活动。但在创新时代中，我们必须以实践认识论作为基础的知识创新活动确立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资源”，只有如此，中国社会心理学才有可能在今后获得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与学术地位。在今天，创新或者说社会文化的全面创新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而知识和理论的创新责无旁贷地为全面创新发挥着指导与核心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科中有两种类型的研究活动：一种是引进性、重复性和验证性的研究，这类研究活动主要以国外社会心理学经典作为范本，对于从事其中的学者来说，这类研究比较容易取得成果、并且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另一种是具有创造性和革新性的研究活动，这类研究工作具有相当的风险和失败的可能性，学者们于其中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后可能未得到新结论，抑或得到了新结论后却找不到适合的刊物来发表成果。这两种研究活动各有意义并且相互联系，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而后者则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希望所在，只有积累了足够的创造性和革新性的研究活动，才能对前者的研究形态加以变革，进而使之发挥传承与普及中国社会心理学创新研究成果的作用。简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不是没有创新，而是一直在围绕“学科建设”的思路进行创新活动，对于像中国这样没有社会心理学研究传统的国家来说，围绕“学科建设”进行创新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研究活动都以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科体系为中心，进行引进、验证和深化式的研究工作，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特点，缺乏对中国社会关怀的使命感。因此，我们的研究很难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对话，又很难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建设和谐社会的决策方案。所以，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创新必须要立足于新时代的社会实践，把学者们的工作重心从“学科建设”转向“知识创新”上来，从注重理论价值和理论研究转向着眼于在社会实践中运用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认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规律。

那么，对于中国社会心理学来说“知识创新”的内涵是什么呢?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创新既可以是新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与理论的提出，也可以是对以往研究经验的新总结;既可以是由研究范式的转换而导致的革命性创新，也可以是由研究领域的交叉与跨界而产生的局部创新。但所有这些知识创新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与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有关的实际问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创新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创新;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创新;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技术创新，所谓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技术是指，通过社会心理学研究工作而提出的“以塑造国人行为和社会关系为其最终目标的相关技术”。从前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学者在创新工作方面往往是重理论、轻方法、无技术，通常只看重研究工作的理论价值而忽视其使用价值，但从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史来看，缺乏使用价值的社会科学是很难被公众当作“科学”来接受和普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