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第二种研究路径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拿来主义”。该路径的研究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又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增长来源正是在于证伪性和批判。该路径的研究与国际关系心理层次中的中观层次——国家心理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图或“心理”的个体行为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和心理需求，可以说，国家是被看作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具有自我意识，是国际社会的意图行为体。基于此，对于人的分析在国家层次上同样具有适应性，可将其直接拿来套用。

事实上，每个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源于对人性的认识，是将这种人的理念扩大到国家，进而形成对国家的认识。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家，他们大多从人性中凝练出抽象原则和政治道德，并将之用在国家层次上，使国家具有人格的特质，理性和道德特征。例如，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建就是从个人正义出发，将个人正义扩大至城邦，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贪婪和对财富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与人的斗争，进而产生了国家，并使国家也带有这种人的欲望和个性。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也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包括生理，安全，归属，爱和自我实现在内的五种基本需求，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这种和人类似的需求，如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威信等。国家的不同需要也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对外行为。另外，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尝试从人际冲突中去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将国际冲突看作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以上这些仅仅是学界研究一部分的初始化成果，当然，国家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将国家人格化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种路径与研究方法相信会占有一席之地。

3. 心理学有着众多分支，且各分支的内容有时又有所重叠。心理学的研究主体——人，在各学科分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单个人，群体人等等。从主体属性来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体心理首先是指政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代表的是国家领袖，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则通过社会心理来影响国家行为，这又属于另一个范畴，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关系与心理结合的第三种路径。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为感情、习惯、成见、倾向和信念等，具有自发性、不系统性、不定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社会心理是一种心理，是内在过程，与“个体心理”，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有所不同。社会包含多个群体，由于群体的性质、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如民族心理、阶级心理、职业(阶层)心理等，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在国际关系中，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尤其是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如果说在第一个路径中，个体心理要通过具体角色的行为(决策者)为中介进而影响国家行为，那么此处社会心理的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层次分析中，当把国家看作放大的个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存在的精神现象(国际心理)，例如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是殖民征服和国家间战争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等国际心理也可看作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里，宏观变量——国际心理的研究与该路径是一致的。

三、 理论结合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国际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事态和进程。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政治价值，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国际关系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和单薄。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完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看上去混沌不清，难以把握，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的思维永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历史上的偶然性根源往往在于人的非理性和“犯迷糊”。可以说，没有人及其理性和非理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微观心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它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首先，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个案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多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其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第三，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泥于欧美文化情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研究结论与成果，其普遍性受到质疑。最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心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因此，心理分析的微观理论应与体系分析的宏观理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