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显示金钱态度量表的四个维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权力-名望的得分最低，焦虑的得分最高。同时表1还呈现了心理健康量表的总分及主观幸福感测量的三个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2.2层次回归分析

首先以心理健康为结果变量，人口学变量为第一层的预测变量，其中性别以对照编码的形式进入方程，男性为1，女性为-1。第二层进入金钱态度量表的四个维度，发现除权力-名望外，其余维度对心理健康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第三层进入主观幸福感，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三个指标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金钱态度量表的三个维度的预测作用都从显著变为了不显著。这分别是方程一到方程三的检验。为了进一步探讨发生中介作用的变量，分别在方程四到方程六中，分别在第三层中只进入主观幸福感的某一个指标。除方程一外，其余的五个方程的R2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见表2。

而为了进一步探讨中介作用是否成立，必须检验金钱态度量表的四个维度是否对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指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见表3。

 

 

3讨论

从结果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这两个人口学变量之后，金钱态度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指标。其中，权力-名望正向预测负性情绪，维持-保留显著的正向预测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并负向预测负性情绪，而不信任负向预测正性情绪，正向预测负性情绪，焦虑则只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指标分别从两周内的情绪体验和一般性的生活感受的角度来测量，而金钱态度分别从对待金钱的意义、花钱的意义和态度以及金钱对心理的影响的角度来测量。Srivastava等的研究中指出[3]，金钱会通过对权力的追求而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与本研究的结果相类似，即权力名望确实会导致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而且本研究揭示出这种降低主要体现在权力-名望会带来更多的负性情绪，同时需要注意到权力-名望对正性情绪的预测虽然不显著，但是仍然是正向的作用趋势，可以假设权力-名望会带来更强的情绪体验，无论正向的还是负向的，但是负向情绪会更大。同时，他们还提出金钱可能因为对金钱的疑虑而影响到主观幸福感[3]，不信任就是测量了这样一种态度，即越是对金钱不信任，就越会产生花钱后的疑虑，这种疑虑会通过对短时间内的情绪体验来影响到主观幸福感，越多的不信任，越多的负性情绪体验，同时压抑正性情绪体验。而焦虑是一种长期的，对能否拥有足够金钱的持续的怀疑，这种怀疑影响到了长期的生活满意度，如果金钱成为了一种焦虑源，那么就会影响到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但是在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的解释率过大，到了差不多一半。除了主观幸福感本身与心理健康具有较强的相关外，主要是因为本次研究所采用的工具，心理健康量表[8]也是测量一个月内的心理健康情况，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测量是最近两周内的情绪反应[1]，所以测量的内容之间会有更强的相关。

本研究还发现金钱态度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完全受到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具体而言，维持-保留和焦虑维度同时受到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不信任维度只受到正性情绪的中介，而负性情绪并没有起到中介作用。首先，负性情绪为什么没有产生中介作用，需要将来的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其次，从结果可以看到，金钱态度确实影响到心理健康，越多的焦虑和不信任，都会产生心理上的压力，从而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但是这种压力会首先影响到对生活的态度和在生活中的情绪反应，主要是指正向的情绪反应，然后通过对生活的满意与否，以及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正性情绪的多少来影响最后的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