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写到：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患病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漫游，它带给作家探索人物内心隐秘世界的机会，也进一步拓展了作家文学描写的的空间。对伍尔夫而言，其身体的或精神的特殊体验都会影响到她的创作过程，写作既是为缓解疯狂的紧张状态而作的挣扎。同时也是对心灵挣扎的自动记录。“每一部作品都朝那个虚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上堆积一点，我则把它像假面具戴着在世上走” “真我”和“假我”之间的抗争让作家陷入自我分裂之中。因此，“疯子”形象就是作者本人的重象，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倾诉了作者本人的忧虑和愤怒。

在《达洛卫夫人》中通过赛普蒂默斯的形象传递了作者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伍尔夫对赛普蒂默斯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大篇幅地描写了他的妄想性的幻听幻视等错觉以及意念跳跃、情绪亢奋、语无伦次，有时听见麻雀用希腊语歌唱，有时又以先知的身份向世人宣布真理等等情景，显示了作家对于精神病人反常意识形态的深入把握;而且都可以在伍尔夫的病史中找到依据.这种人物的塑造方法与她患病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通过赛普蒂默斯的视角.对当时英国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达洛卫夫人》中医生对赛普蒂默斯夫妇非常武断地推行他自己的主观看法，甚至以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完全无视病人的具体状况。这种冶疗是本末倒置的，疯癫代表着一种未成年地位、一种幼稚状态，相对地医务人员被塑造成为父亲和法官的象征，最有发言权的病人及其家属被作为权威的医生剥夺了话语权。伍尔夫也曾因为情绪异常被强迫停止创作进行静养，同时还要不断接受医生的询问及新友的监视，伍尔夫在与各类精神病医生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医生的权威与病人的束手就擒等待判决的受动状况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监视与审判成了精神病院的主题，而精神病院这种结构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结构的缩影。伍尔夫也通过赛普蒂默斯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反感以及人们的焦躁、无助。

伍尔夫创造性地将意识流技巧运用到文学实践中，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象征暗示等方法来展现意识的流动和跳跃性，表现人物的主观真实感受。充分展示女性的内心世界.为我们塑造了拉姆齐夫人、达洛卫夫人、莉丽等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打破了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非“妖魔”即“天使”的失真局面，形成独特的文学景观，这是伍尔夫对女性文学话语建构一种积极的探索。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看。小说中很多对意识片段的描写，有些很可能反映出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体验到的角度，甚至是精神病性症状(妄想心境、牵连观念)。这些意识片段的描写将意识流与病态的表现掺杂、浑然一体，使作品更加富有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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