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当时的生理学家们没有批判性地讨论他们在自己身内可以接触到直接经验的性质，才使他们得以僭越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进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从而直接推动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这就是前述生理学家们的意识问题上的理论素朴性。后来的“纯”哲学家们，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坚定而强有力地掀起一场运动，以驱逐哲学思维中的“心理主义”并取得成功，正是以对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这种直接经验的性质进行自觉的批判性反思为基础的。而在心理学领域，甚至直到现在，对经验的性质的这种批判性反思却令人遗憾地未达到这种自觉程度。例如，赫尔姆霍茨关于神经冲动传导速率的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是纯粹生理学的范围，因而他很自然地就并未考虑其对心理学的影响。虽然就事实而言，历史证明，这种影响对实验心理学或称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以下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影响的意义，即认为其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对一种心理过程是可以进行实验和测量的，过去无法形容的“灵魂”居然可以时间化了，从而增强了19世纪生物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倾向，那么，这种理解就以上述理论素朴性为前提的。

从逻辑的终极可能性意义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生理学、特别是神经生理学，最终将彻底揭示作为意识实现这必要条件的肉体组织的全部运动规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这种运动的最一般原理已经得到阐明。然而，这种原理终究是关于物质的肉体组织的物理运动原理，而不是关于经验、意识、心灵、灵魂或精神的运动原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论鸿沟。但19世纪中叶生理学家们“已经认为心灵主要等同于脑”，正是借助于这一“等同”的理论素朴性，19世纪的生理学家们极其轻易，但同时也是错误地跨越了这一鸿沟。19世纪中叶，当神经冲动的电性质被发现后，当时最伟大的生理学家之一杜瓦·莱蒙曾以其生理学理论敏锐性地怀疑，神经组织的这种电的运动，到底是否就是神经兴奋过程。如果他们同时富有心理学和哲学的这种理论敏锐性，那么19世纪的生理学家们定当不会如此轻易而鲁莽地跨越这一理论鸿沟。

这一理论鸿沟一旦被跨越，那么生理学家就将大有可为了。两千多年以来。关于“心灵”的运动原理，哲学家们已经提供了近乎详尽的阐明。如果“心灵等同于脑”。那么，哲学家们关于“心灵”的运动原理。就应当同时也是“脑”的原理。但哲学家的研究和讨论方式是思辨的而非科学的，而生理学家的研究和讨论方式是正统的科学的。因此，哲学家关于“心灵”的运动原理。必须接受生理学的改造才能成为科学的原理。也只有如此，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哲学。就史而言，这种被改造后的科学的哲学，实质上就是科学的心理学(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正因为如此，史家得出的结论认为：“心理学是生理学与哲学的混血儿”;冯特是科学心理学的创建者，因为他把生理学嫁接于哲学，使心理学从此脱离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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