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发现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由六个维度构成，这与Betz和Luzzo 以美国大学生和彭永新等[’」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同样方法发现量表方差累计解释到46. 25%时，六个因素的方差能分别解释27 . 240 ,4. 779 , 3 . 932 , 3 . 802 , 3 . 454和3 . 044，各项指标均优于前述研究。本研究进一步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六因素模型予以检验，新数据与模型间的拟合度优异，这说明此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应该由六个维度构成。
回溯本研究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本量表的修订建立在对Taylor和Betz的50个项目的CDMSE量表的翻译基础上，除删除6个测量学指标较差的项目外，其他44个项目全部保留。而彭永新等则是在对CDMSE的项目进行删除、修改和增补后所确定的50个项目基础上最终确定由39个项目构成的量表。因此，本研究所获得的量表结构与Betz等人的CDMSE具有更强的比照性，并可以据此来分析和比较我国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内涵和结构构成及与西方样本的共性和差异性。
量表由六个维度构成，它与西方研究有所不同，这集中体现在:(1)构成因素数量差异，也即以往研究都认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由五方面的信心构成，而本研究则发现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六因素结构。(2)各个因素所包含的项目与原量表存在明显差异。如在原量表中隶属于其他维度的一些项目在本研究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压力抵抗。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诸如“选择父母不赞同的专业或职业”、“不会因为他人原因选择超出自己能力专业”等需要克服外界干扰，根据自身情况独立做决定的信心是个独立结构。可见，中国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的结构与西方研究存在差异，这可能由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被试针对同一条目作出的反应不同，进而导致这一心理结构的内部构成存在异质性特征。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鉴别力;同时，该量表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都较高。使用本六因素结构量表对大学生样本的职业自我效能进行测量，发现大学生在不同维度上存在性别、年级等方面的差异，这也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本量表的可靠度和有效性。
总之，经过修订的六因素CDMSE-C量表具有较好的测量学特性，可以作为对我国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状况的有效诊断工具，因此在对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原因分析时可以从这六个角度人手进行分析并给予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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