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则案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事人都处于负性事件下，产生了大量消极情绪，导致出现重大心理或行为偏差。

当一个人的消极情绪持续一定时间后，这种精神痛苦就会转化为一种能量，当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需要释放。能量释放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自强，把痛苦转化为奋进的动力;或者是通过体育或娱乐活动转移，在活动中发泄自己的愤恨。但如果能量得不到适当的释放，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引发暴力行为——自杀或伤害他人，或引起心理失衡、精神障碍。

从案例1中可见，女生徐远方在写千字检讨书中想到了自杀，这不是偶然的念头，而是建立在长期“被写”检讨书的精神折磨的基础上。徐远方平均每半个月就要写一份约500字的检讨书，每一次都是对她情感的一种伤害和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当她长期撰写检讨书却没有办法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理解时，长期的压抑和委屈无法发泄，消极情绪的能量在她的身上慢慢地积聚起来。

从身心发展特点来说，初一学生正是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小学进入初中的学习过渡期和适应期。这时学生的心智尚未成熟，心理脆弱，耐挫能力差，紧张的初中学习生活也容易给学生带来各种压力。因此，初一时期也是学生心理的危险期。如果此时由于人为因素，给学生长期不公正的待遇或过度压力，极易使学生产生消极的情绪。一些性格柔弱、胆小的学生因无法应对应急事件，当消极情绪能量积聚到超越他们承受的生理和精神极限时，就产生了自杀行为。

案例2反映出的一个问题是，高中生徐某从小学开始就长期感受到母亲非正常要求的精神压力，而这种压力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待遇之上的。虽然徐某学习很努力，但他母亲提出了一些超越他实际能力的要求。当他的学习成绩没有达到他母亲的要求时，就遭毒打，身心遭受双重折磨的他，产生了极大的委屈、痛苦和恐惧。

从学习年段上说，高中阶段是高考前的冲刺阶段，学习的压力本身就很大，再加上母亲提出难以实现的高要求和无理由的毒打、辱骂，使他产生了难以驾驭的精神压力。这种消极情绪的能量最终因一次母亲无休止唠叨、考上重点大学的高要求以及难以控制的恐惧——“怕被母亲毒打”诱发后，导致了爆发，超越了他的承受极限，就造成了不该有的“教育悲剧”。

案例3中的李虹蓉老师只有28岁，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教师，生活条件较富裕，人生路途较顺利，缺少生活的磨炼，个性较强，在遇到突发的负性事件时，缺少应对能力，显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当学生王超的家属用威胁等各种手段迫使她下跪道歉，并强制让她同意王超回校读书时，这种当众羞辱的行为践踏了她的尊严，严重伤害了她的情感，使她产生了心理上的严重委屈感和受辱感。而此时，不能得到现场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更使她又气、又恨、又无助，不知如何应对，此时消极情绪能量一下子积聚起来，超越了她的承受极限，而又无法发泄，最终导致精神偏差——精神障碍。

二、负性事件下消极情绪能量积聚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