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谦虚行为是一种说谎行为。谦虚行为的研究源于对说谎的理论研究。说谎(1ying)或言语性欺骗(verbal deception)是发展心理学的早期研究课题。其经验性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artshorne &May,1928;Piaget,1932)。作为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的先驱者，皮亚杰(Piaget,1932,1977)对儿童的说谎概念发展及其道德判断进行了研究。他在有关儿童“说谎”概念的研究中，直接问儿童什么样的表现可理解为说谎。儿童的反应表现出一种系统的发展趋势：年幼儿童把“说谎”和其他言语行为(如骂人)相混淆;6岁左右的儿童把不好的(坏的)言语说成是说谎。而有意性对这些儿童来说并不是说谎概念中的一部分。后来，儿童在定义说谎的概念时将坏言语排除，但仍然发现儿童不能考虑到意图因素。皮亚杰在研究中发现，年幼儿童的有关说谎与说真话的道德判断主要依赖于言语违背事实的程度以及说谎是否受到惩罚。如果言语与现实相违背的程度大，或者受到了惩罚，儿童往往把其判断为说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儿童晚期。皮亚杰发现，只有到10~11岁的儿童才开始把说话者的有意性作为道德判断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认为有意欺骗的行为更坏。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对说谎的定义开始接近许多成人的定义。

自皮亚杰研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说谎的研究没有成为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焦点。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研究者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兴趣，有关说谎的研究又重新掀起了热潮，人们对有关说谎的发展才进行了严格的研究。布西(Bussey,1992)的研究发现，学前儿童能正确判断在各种情况下是否说谎和说真话，并对说谎给出更消极的评价。布西(1999)进一步发现学前儿童对亲社会和反社会的说谎作出不同的评价。彼得森(Peterson,1995)、西格尔(Siegal)及彼得森(1996,1998)的有关年幼儿童如何理解谎言和失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熟悉的情境中，4岁和5岁儿童及一部分3岁儿童能够理解谎言和失误之间的区别。

国内也有学者作了与之相关的研究。傅根跃、陈伟伟(2000)对7~11岁儿童进行谦虚道德评价的研究，发现随年龄增长，没有谦虚观念的儿童人数比例显著减少，9岁和11岁有谦虚观念的儿童比例显著高于7岁儿童，且11岁儿童出现了一种后谦虚观念——认为人做了好事就应该承认，没有必要谦虚。傅根跃、陈伟伟(2001)对小学儿童进行了谦虚行为的发展研究，结果发现，儿童的谦虚行为不仅与年龄因素有关，而且还会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傅根跃、王玲凤(2005)对小学儿童在集体或个人情境下对说谎或说真话的理解和道德评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集体观念对11岁儿童在说谎概念的理解上产生显著影响，他们在集体情境下更少将主人公的话判断为说谎;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儿童对个人真话的评价越来越消极，对集体谎的评价越来越积极，他们更多地从诚实和为集体两个方面陈述评价的理由。

2.谦虚的跨文化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谦虚观念的建构。为检验东西方对于谦虚概念的差异性，萨拉·考克福斯凯(Sarah Kulkofsky，2006)等以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一个实验室研究，以测量欧裔美国学生与亚洲学生在被公认的谦虚信念与自我关系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谦虚的概念对在西方和东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自我有着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会在美国长大但有着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人们身上得以体现。显然，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谦虚自我与相互依赖、自我批评及自我改善的动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西方文化中的谦虚自我似乎与其独立和自我增强的文化规范不一致。

莱科(K. Lee,1997)等进行了有关加拿大与中国儿童说谎观念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儿童在亲社会行为情景下对说真话的积极评价低于加拿大的儿童，而对说假话的消极评价则高于加拿大儿童。而在反社会行为情景下，两国儿童对说真话与说假话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莱科等(2001)对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儿童进行了谦虚观念的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台湾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在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谎的评价逐渐提高，而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真话的评价反而降低。加拿大各个年龄的儿童，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假话都给以消极评价，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真话则给以积极评价。傅根跃、莱科等对加拿大与中国的成人也进行了有关说谎观念的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成人把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假话界定为说谎;中国成人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假话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对同样情景下的真话给予消极的评价。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了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对说谎观念理解的文化差异，即中国的文化环境更为提倡“谦虚”或“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

三、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