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一个健康的人应不仅是无病或虚弱,还应包括具有积极的状态。历任的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罗杰斯倡导关注人积极的一面,就连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也对如何创造理想的人这一研究议题着迷。从积极心理学家提出的理论看,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有很多相近之处,如:强调个人向好的追求,强调好的个人品质具有治愈功能,强调幸福生活等。积极心理学家宣称他们不同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及其创新之处在于,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研究基础之上,是更科学的,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却没能发展起来一套研究模式。他们还抨击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一厢情愿的自我陶醉和反科学的。
如果积极心理学如其所言是“关于积极主观体验,个体的积极品质和积极的制度的科学”,那么这些体验、品质和制度是否具有可以超越时空和文化差异的普适性(Grant Jewell Rich. 2001)?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植根于北美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并与先前的追求提升健康、快乐和适应的运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认为它不过是个人主义和实现“美国梦”的现代理论版( Becker, Marecek 2008)。
有研究指出积极心理学更像一种经济上的炒作行为而非学术研究,它的理论解释将科学狭隘化、简化,它不仅拒绝进行深入的心理学研究、批判和接受现存的人本主义理论的观点,也拒绝跨文化的心理治疗运动和非西方模式的心理学的影响(Eugene Taylor2001)。
在对于性格力量的论述中,积极心理学提及的优秀品德主要有:智慧与知识、勇气、爱、公正、节制与超越。而早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就强调一个优秀的人应具备荣誉、秩序、勇敢、责任等品质。对个体积极性格品质的重视并非始于积极心理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都曾强调个体不同方面的积极品质。
回顾已有的研究,虽然前人的很多研究并没有用积极心理学这样的名词,但他们的研究内容无疑是积极心理学的内容。例如苏格拉底的快乐说中提到乐观地生活,实现一个人的自然本性。因此,积极心理学如何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传承和创新,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3.对积极情绪的影响力的讨论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对积极情绪及其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有相当多的论述。但早在殖民时期新思潮(New Thought)运动中就指出积极情绪的治愈功能。也就是说积极情绪会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并非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是否如其研究所示具有如此强大的功能,足以匹敌消极情绪或消极事件的影响?这是醉心于积极情绪研究的学者应该全面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大力强调积极情绪的作用的B. L. Fredrickson’s (1998, 2001) 拓展并建立了积极情绪理论。他宣称人们每天体验的复杂情感可以成为导致不同结果的个人资源。有研究以139个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随意安排进入对爱和好意的冥想。结果显示冥想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情绪体验,进而产生了广泛的个人资源,如增加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社会支持,减少疾病症状。从而可预测参与者提高了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减少了抑郁症状。
但Roy F. Baumeister等人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在2001年所作的综述性研究中,从人们对事件的反应、亲密关系及一般人际关系、情绪、记忆、信息加工、儿童发展、社会支持、形成印象、偏见、反馈等方面,对比了1940~2001年间的大量研究资料,发现人们对消极事件的反应比对积极事件的反应要强烈得多,相同强度的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的影响更深更持久;积极的沟通方式对人际关系具有建设意义,但消极的沟通方式更具有破坏亲密关系的力量,人们也往往倾向于记住消极的信息;人们往往更趋向于回避消极情绪体验,而不是增进和持续积极情绪体验;儿童所处的学习环境中不良事件的影响比积极事件要大得多,学坏比学会做好事容易;坏的刺激比好的刺激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持久的印象。也就是说,消极情绪和消极反馈比积极的更具冲击力,消极信息的传播比积极信息更彻底,个体回避消极的自我定义的动机比追求积极的自我定义要强。比起好印象和积极的看法,坏印象和偏见容易形成并不易改变。在大量的心理现象中,很难找到好的力量强于坏的力量的证据来支持积极心理学的理论。
Rathunde 认为,可能消极情绪会调节和巩固积极情绪的后果,但Fredrickson 认为人们也许在获得积极体验时并没意识到自己积累了应付生活事件的技能和资源,而只有遇到困难,产生了消极情绪之时才会用到并强化了这些积累(Barbara L. Fredrickson , 2000)。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如何相互作用,积极情绪如果在维护心理健康和产生心理康复效果中起到主要作用的话,它们又是怎么起作用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未能对此作出解释。
4.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讨论
积极心理学家试图通过科学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来解决本研究领域中的问题。例如,对以上提及的性格力量,积极心理学研究者们已经编制了两个自陈式量表,即:行为价值量表和青少年行为价值量表,对这些性格力量进行评估。但问题在于人的体验和感受建立在不同的标准和经验基础上,具有如此强烈的主观性,是否可以通过数量来测量?
叙事的方法虽然具有强烈的个体特点,但又模糊,难以比较和界定。例如对积极心理学在治疗应激障碍中的普适性,因为其研究对象的样本小,而遭到质疑。塞里格曼声称要像实验心理学家那样小心谨慎地在不同类型的科学证据、假设、阐释和应用中选择那些突出积极因素的内容,发展出更适合测量和界定积极行为和促进价值观和技能形成的心理测量方法迫在眉睫。
5.积极心理学在心理治疗中的研究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