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谦虚观念的建构。为检验东西方对于谦虚概念的差异性，萨拉·考克福斯凯(Sarah Kulkofsky，2006)等以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一个实验室研究，以测量欧裔美国学生与亚洲学生在被公认的谦虚信念与自我关系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谦虚的概念对在西方和东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自我有着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会在美国长大但有着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人们身上得以体现。显然，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谦虚自我与相互依赖、自我批评及自我改善的动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西方文化中的谦虚自我似乎与其独立和自我增强的文化规范不一致。
莱科(K. Lee,1997)等进行了有关加拿大与中国儿童说谎观念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儿童在亲社会行为情景下对说真话的积极评价低于加拿大的儿童，而对说假话的消极评价则高于加拿大儿童。而在反社会行为情景下，两国儿童对说真话与说假话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莱科等(2001)对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儿童进行了谦虚观念的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台湾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在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谎的评价逐渐提高，而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真话的评价反而降低。加拿大各个年龄的儿童，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假话都给以消极评价，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真话则给以积极评价。傅根跃、莱科等对加拿大与中国的成人也进行了有关说谎观念的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成人把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假话界定为说谎;中国成人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下说假话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对同样情景下的真话给予消极的评价。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了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对说谎观念理解的文化差异，即中国的文化环境更为提倡“谦虚”或“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
三、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谦虚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我国学者比较一致地赞同源自《辞海》的解释，谦虚即虚心，不自满。但国外学者在谦虚概念的界定上却存在着多种意见分歧。如茱莉娅·德里弗(Julia Driver)认为，“谦虚就是低估自我价值”。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说，“谦虚的人能精确地感知自身的成就及价值，但却不高估它们”。而有学者指出，“谦虚就是要充分尊重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对何为谦虚持有不同的看法。概念的界定是相关研究得以进行的基础，因此明确及整合谦虚概念将有利于后续研究的进行，这也成为谦虚研究的首要任务。
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对谦虚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开发出了一些测量谦虚的工具，包括自陈式问卷及开放式测量等，其中运用得比较广泛的是惠茨通(Whetstone，1992)等的谦虚反应量表(MRS)。多数开放式测量是根据谦虚行为的出现及道德判断来衡量谦虚水平的。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然而我国学者对谦虚的研究更多地在于探索古籍及文化中所存在的谦虚现象，强调谦虚的价值及意义，而对谦虚测量工具的开发关注更少。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能促使我们更快更好地完成研究任务，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会偏向于与该文化背景相适应的特性，这于学术研究的测量工具亦相同。基于此，谦虚量表的本土化，或开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谦虚量表，将是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关于谦虚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样本局限性。查阅以往有关谦虚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不管是本土化研究，还是跨文化研究，其样本的选取均较单一。国内的研究对象多为低龄儿童，很少涉及更为广泛的年龄阶层(如中学生、大学生等)，这就使得相关研究更加狭隘。因此，在以后的谦虚研究中，应注重吸取更为广泛的、更具代表性的被试，这将有助于形成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而跨文化的研究中，大多数是以加拿大人和日本人为被试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东方国家之一，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以中国人为被试来进行跨文化研究是一种较好的尝试，或许将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这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纵观研究文献，关于谦虚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者们也对古今中外的谦虚概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索，也研究了谦虚行为的产生机制等。然而，对谦虚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得甚少。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人格特征之一的谦虚，若将它与多种不同的因素(如自尊、幸福感等)进行相关研究，相信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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