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引起的人们日常交往方式的个性化、独立化、自我化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以人的依赖为特征的共同体交往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交往;从以身份为基础的交往到以契约为基础的交往;从重人情关系的封闭式交往到重利益关系的开放式交往。为此，人们的思想行为也表现出新的特点：人的独立性增强，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人的自由、平等意识日益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趋丰富;人的需要的日益丰富及生产能力的提高。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现全面的控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者高度叠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因此社会生活也表现为趋一元化和重行政化。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带有单位人、组织人的色彩。有学者认为我们1949年以后建立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这一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单位制这个组织中介实现的。[7]而在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建立打破了冲突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之间的‘领域合一’状态，出现诸领域的分离”。[8]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分工的市场交换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的普遍化，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执行的生产方式，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组织和单位为依赖的交往关系。人际交往关系也成为了建立在不同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普遍的联系。这种关系，马克思曾指出“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9]
在这种变迁里，表面看，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似乎对于任何领域都不无促力，但公平竞争背后的原动力乃是理性的功利主义原则。我们在肯定市场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推动市场发展的功利原则对人们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其一，由于财富趋同到贫富悬殊的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物质交往基础大为不同。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任何一种交往方式当中，物质交往首先是第一位的。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转型期间国家的政策调控不当所引起的各种“非常态致富”，在导致物质基础的极大差异同时，所激发的多元意识也消解了作为价值认同基础的公共性。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实际问题与提高思想觉悟相比更具有实践上的优先性。人们看不到提高觉悟的重要性，提高觉悟并不能给自身带来绝对的收益，因此有人称“通过政策调整来平衡利益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也被看作“多余无用”。其二，多元语境下形成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合目的性拷问。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确认了多样性价值主体的客观存在，唤醒和强化了不同人们的主体意识。人们从过去单一的崇高的政治化价值取向朝多维化、立体化的务实的价值取向转化。人们对自身素质和觉悟的关注远不及对自身财富地位程度的关注，“成功”成为这一时代交往中别俱“至上性”的话语主题。一些人认为以党和国家的意志来促使单个现实个人的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是“荒唐可笑”的，甚至偷换了信仰自由的概念，以思想政治教育是对思想信仰自由的干预为由扣问其合法性。其三，市场功利原则渗透到教育领域引发的一系列变化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再弱化的现实背景。市场导向和功利主义思维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所打破了大学校园的“象牙塔”地位。市场原则不仅被运用到校际、校内之间的科研、经费、人才、师资、资源等的竞争上，而且被广泛当作价值原则贯穿到了学科设置、专业方向和人才培养上。形式主义和浮躁之风盛行、师生关系出现异化、精神激励日益失效，物质激励觉到理所当然。一定程度上，教育显得很“沉不住气”，越来越追求“短平快”的效益模式。同时，功利原则使得高校内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甚为显现，科学主义得以高扬而人文主义惨遭低视，形成了有的人可能有知识、有技术，但未必有文化、有涵养。知识和文化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知识与修养同样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育人表面上很重视，实际上却往往沦为例行公事。教育价值目标取向的过分垂青市场认同导致对人的政治道德素质的忽视，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沦为高等学校的“可形式化”的环节。学校育人的技能性与职业性倾向显然会使得一些内涵式的教育落到整个高等教育最不受关注和最易遭忽视的境地。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的层级化使得具备教育功能的组织只剩下学校了。学校成了“单枪匹马”、“孤立无援”的只身力量。加之家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承性功能正在市场化的生存危机下被无形削解和逐渐弱化，家长们往往陷于“面包”问题而非过多关注子女的“德性”问题。育人职能机构的单一化与育人组织的非合力化，是当代人际交往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影响所在。
三是由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日益对网络技术的过度依赖而引起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交往向网络空间的虚拟交往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人——人”的直面交往到“人——机——人”间接性或中介性交往;从人与人真实、坦诚的表达沟通交往方式向一切都可以掩饰、虚伪的表达沟通方式的转变，并最终是符号交往代替了人的交往。这种交往方式也具有一些前所为有的特征：交往范围的全球性和超时空地域性;交往主体的多元化与交往自由度的加大;交往信息的中介化、交往手段的数字化和交往方式的交互性;交往速度的快捷性和交往后果的可沉迷性等等。不同时代的媒介带来不同时代的交往方式，“不同的媒介赋予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不同的轮子决定了人所能拥有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决定着人与人交往的方式”。[10]
在这种变迁里，网络以其高科技优势俘获并控制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传统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轴心的社会交往变为了无限制、跨时空、跨人际的新型交往方式，人类交往突破了时空隔制，大大降低了不同国家、民族和信仰的人们进行交流的限制，包括成本。在这种隐性人际交往模式下，人越来越难以把握，“网络背后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成了虚拟交往时代的鲜明写照。可以不必在乎廉耻、道德、情感、地位和身份等，无须“自知之明”，既可“乱言”亦可“裸聊”，总之可直奔任何“主题”、直逼任何“目的”。在充分体验互联网方便快捷的同时，网络带来的价值冲突、责任感弱化以及网络犯罪等等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网络交往之令人堪忧的窘迫现状。在网络信息时代，作为以规约人、教育人为本旨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越来越难以取得实际效果，这都亟待我们加速现有实践范式的变革，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问题。
三、立足交往——分析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发展的视角和基点
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到社会交往的视野当中去考察，经由交往的新视域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的全新阐释，我们获得了以下有益启示：
一要从跨时空文化交往活动中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基础与价值所在。承认全球化、参与全球化是当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重大特色，这一方面要求我们要从全球化交往的层面把握和定位思想政治教育，使之增强时代感、提升价值性、富于创造性;又要“南北合作”的背景下反思和批判任何“借口全球化之名”和“借利全球化之势”粉饰下的霸权主义思维。在全球化交往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基础，在于国家之于国家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在于存在于主权国家之下的国民个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其价值所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关心人、体贴人和塑造人，更能够充分高扬“主人翁”的姿态，增进群体幸福感和凝聚力。反对那种借口“普世的价值”、“全人类利益”来打压和否定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观念、政治理念的企图，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正是为个人之多样性发展争赢难能可贵的“空间”和“土壤”。国家政治形态的发展有如生命个体的发展一样应当是丰富多彩的。全球化时代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都应该以“人权”的名义得到尊重，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应该以“主权”的名义得到尊重。这个世界不存在“同样相同的两片树叶”，一个世界好比一个生态系统，每一个构成系统的个体都是多元的，国家形态的存在与发展当充分考虑其具体性和特殊性。“没有多元主义就不可能有和平，在社会中就像在生态系统之中一样，多样性是稳定性的基础”。[11] 抛弃国家具体性空谈大谈什么“普世”的民主自由实质都是反民主和反自由。
二要从人际互动的主体间性层面生成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关系的新认识。从交往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两者在活动过程中以共同的活动客体为连接纽带，结成了“主体——客体——主体”的主体际关系。交往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主体际关系生成的内在根源。过去，单子式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常常视教育者为唯一的主体，视受教育者为客体，是一种不平等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则把受教育者看成是与教育者一样平等的主体，是主体——主体的关系。[12]这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转向的前提是依据于世界交往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生活空间虚拟化等现实人类生活的新变革的。主体间性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得以体现的，因此理解主体间性必然要和交往联系起来。于是，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主体间性转向的理想模式，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交往空间日益增大的必然结果。其基本内涵包括：树立主体间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尊重受教育者应有的话语权，保障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的主体实现;充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涵盖人的现实生活的全部;重视交往这个架设在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桥梁，实现受教育者对生活世界的主体参与式回归。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客范式以及后现代主体间范式存在种种缺陷，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错位和主体性的丧失。要变革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性的失落，应着眼于从理论根基上去寻找突破，即从哲学视域探讨交往实践的重大转向。交往实践观走进思想政治教育视域，将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新趋势”。[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