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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社会交往程度密切相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也必须建立在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的基础上。交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社会性根据，是确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基础和促使范式转型的理论依据和逻辑基点。当前社会交往方式的主要变迁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引起的人们日常交往方式的个性化、独立化、自由化的变迁;由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对网络的深度依赖而引起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交往向虚拟交往的变迁。源于人的社会性质和人之生存必须外化自然之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发生基础和实践范式也必定发生变化。应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对象之间的主体际关系、树立育人的合力观念和生态圈思维、构筑网络育导体系、探寻生活化德育道路。
关键词：交往变迁;思想政治教育;人的全面发展;范式发展
当代人的存在方式的虚拟延伸、价值观念的多元主义，以及人类物质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使得人的价值观念重构问题日益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性、社会性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价值观念重构的一种方式需要通过实践的不断反思与改良来适应乃至超越这一现实境遇。在此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研究必须扩宽视野紧跟时代步伐，从哲学高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探究的思维层次。引入交往概念，以交往为视角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发展，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实践更深植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形成富有现实性与针对性的理论，最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
一、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逻辑起点
交往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以及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之间借助一定的手段，互为主客体之间物质的和精神的交互过程，亦即人们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人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如何交往决定人的发展。“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同时，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2]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观实现了逻辑与历史和科学统一，深刻地阐明了交往与人的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的、同一的历史发展过程。
首先，交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的实践活动离不开交往，交往本身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根基和条件，不仅是人类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而且也是造就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社会性品质的根本所在。随着交往范围的全球化、交往主体的多元化、交往内容的全面化和交往方式的现代化，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发展由不自由走向自由，由片面走向全面。其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交往的前提。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所形成的交往都紧紧依赖于一定的人的整体状况和水平，人所掌握的能力素质和技术水平都直接影响着人类交往的水平和程度。为此，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不可能形成全球性的社会交往。没有人的发展就谈不上交往，交往主体不同，交往活动的表现形式也相差各异。
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观认为交往不仅是人们相互作用的手段，而且是人们普遍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既根源于交往而又在交往中得以展现确认。因此，交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高度一致的。这一点，结合涉及人的价值观念信仰问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无疑其本身也是以人的社会交往为存在之基和源起发端的。换言之，立足与人们的普遍的、日常的、时刻发生的交往活动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
其一，我们可以充分地把交往视为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实在的发生基础，即现实基础。从交往为视阈，“既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把思想政治教育仅仅认定为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并没有将人对客体物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作明确的区分。”[3]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要发生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就并不仅只是实现或达成教育目的的一种手段，交往本身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就具有本体论意义。因而，以交往方式的变迁为研究出发点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就始终凸显了“现实的个人”和肯定的人之为人的第一性。
其二，我们可以充分地把交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即思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其实也就是一种特定的交往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指向性的交往方式。从交往属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性和引导性的交往;从交往类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精神交往;从交往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反思性与生成性相统一的交往。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行为视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行为，就可以通过反思现当代人们交往的显著变迁而思考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迫切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就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思维范式进行了扩展，而不是总拘泥于纯粹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本体构建一种试图更为精致且科学的学科理论以便指导具体实践。其深刻之处在于：当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之合理性、合法性与实效性众口质疑之时，是不是亦应当反思，难道“错”就真的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吗?能否把所有思想道德价值观滑坡的“罪名”都附加到思想政治教育不力的名下?
其三，我们可以充分地把交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的解析范式，即新型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定位是“国家(主体)→(中介)→受教育者(客体)”的过程，而不是狭义的“教育者(主体)→受教育者(客体)”的过程。因而系统化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非常重要。按照交往目的的层次递进，可以直接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分为思想政治教育外围交往、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交往。这就有利于促进实践的科学分工和有机通力合作，达成学科化的话语，确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在实际运作当中，也有利于区分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真正使其成为一门科学。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交往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任何教育行为本身都是一种师生间交往行为。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同，西方学者也一致认同，例如杜威认为：“社会生活不仅和交往完全相同，而且一切交往(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4]雅斯贝尔斯也认为：“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而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的对话和敞亮……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5]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作为培养人的实践活动，还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其最终目的都是指向个体人的完善和整体社会化。总之，以交往方式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基点，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转向的重要认识论基础，同时对指导具体实践也具有方法论意义。
二、当代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现实生态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认为交往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与生产力一起推动社会发展，根源于社会物质基础的社会交往方式也是个变迁发展的过程。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和分析当代人们交往问题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启示。一方面，考察我国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去寻找;另方面，也要从一定时代社会交往的变迁中查找具有某一个时代的新特征和新变化，从而研究相应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这里，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变化，宏观上当前我国最深刻的交往变迁就是交往方式的跨地域化、交往主体的独立化、交往方式的虚拟化这三大特点，而这三个特点亦构成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生与发展的现实背景，并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世界性普遍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对一定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性限度内的交往方式构成“同质化”的影响。马克思用“世界历史”的观点来考察人的发展问题，指出世界历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人也必然得到相应的发展。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的交往也越来越不局限在一定的民族国家内部，而是转变成为世界性的交往，即“普遍交往”。马克思曾对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导致的世界交往的广泛形成深刻地描述并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交往的全球化已经非常突出了，交往全球化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消除了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的专业性的固定，摆脱了文化的局限，建立起与各民族文化的普遍联系，促进了具有多样性的文化特征的人的形成。也正是因为这样，全球化交往时代造就了人的自由个性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
在这种变迁里，当承认全球化交往实质上是一个充满复杂的辨证复杂的发展过程。全球化的加剧在改善人际交往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社会性关系的物化，使人的活动的异己性、不确定性加剧。同时，全球化交往也使得以国家主权为出发点的逻辑原则受到冲击，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其中大多包括具有对抗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在整个全球化的交往当中得以传播，并潜移默化地动摇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交往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资本主义在交往上始终以一幅“指导员”的派头希望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向之“看齐”。这种深层次上“不对称交往”中我们面临不少挑战。例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少数政客向来以所谓“主流文明”自居，所有不同于己的政治体制都是“非民主”、“非人道”的“非主流政权”，并炮制“人权”问题，以人权的优先性反对国家主权的优先性，同时，还反复宣扬一种所谓“普世价值”，用抽象的概念掩饰具体的形式和内容，极力夸大某些问题的普遍性，忽视作为一定民族、地域、文化的国家所天然的独特性。连自然界生物存在都有多样性，为何人类社会形态就不应该有(且不说‘有没有’)多样性?本质上，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是部分人日益在私人领域里声张和呼喊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否定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