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把被试的年龄分为三个年龄段：16-19岁、20-22岁、23-25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年龄与职业成熟度问卷及两问卷上得分进行差异性检验。统计结果显示：随着年龄段的增加，各个问卷的平均得分在升高。采用LSD法的均值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16-19岁组与23-25岁组在各问卷上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p<0.05)。可以看出，年龄对职业成熟度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与国外的很多研究相同。使用Crites的《职业成熟度量表》的分量表《态度量表》，Healy，Oshea和Crook(1985)研究发现，态度问卷与年龄成正相关，职业成熟度是随着个体年龄逐渐成熟的，反过来，职业选择态度的成熟又影响个体职业选择能力与学术成绩的获得。而本文研究发现：年龄在两分量表和总量表上的平均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职业成熟度受年龄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年龄愈大的青年人对有关职业的事件了解较多，对职业的认识也愈全面深入，独立思考和处理事件的能力较强，因此，其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就高。

(二)性别差异

对被试进行性别差异检验，统计结果显示：除了在胜任特质问卷上男性得分稍高于女性外，在态度问卷和总问卷上女性得分均高于男性，但性别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目前，男性和女性一般都能接受同样的高等教育。在大学，很多女性在学习成绩、为人处事等方面还超过男性，在获取职业信息方面也不比男性差。但应指出，男女平等是相对的，在有些工作领域，用人单位还是优先考虑男性。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会面临更多的职业障碍，因此女性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会更现实、更慎重，她们会主动地获取各种职业信息，端正自己的职业态度，对就业做各方面的准备。同时，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职业障碍和挫折，能更好地锻练她们解决职业问题的能力。因此，女性的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会比男性稍高，但在本研究中，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三)教育程度差异

对不同学历的学生在两份问卷及职业成熟度总问卷上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统计结果表明：学历愈高，职业成熟度平均得分愈高，但他们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年级水平是与年龄相关的，那么为什么年龄在职业成熟度平均得分上具有显著差异，而与学历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国外的大部分研究认为，年级水平是职业发展过程中一个很好的预测因子。但本研究却没有发现学历对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是即将进入职业的青年人，他们都面临着做出职业决策的关键时刻，由于所面临的这种紧迫感，他们会主动寻求对职业更多的了解，寻找各种就业途径，同时，也会学着处理职业选择过程中兴趣、专业、环境、地理位置等存在的矛盾，相应地，他们的职业选择能力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因此学历之间的差异就缩小了，这就有可能使学历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我国，中专教育主要是职业教育，他们一般不受高考分数的限制，中专生一般都有一个明确的职业目标。而大专和本科目前在我国还是在高考指挥棒下操作，很多时候，读什么专业并不是由自己决定，而是取决于分数的高低。国外大量有关职业成熟度的研究也表明，已有一种明确职业目标的个体比没有明确职业目标的个体的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要高。Fisher和Griggs(1995)认为，目标选择倾向与自信是个体职业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这可能是中专生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高于大专生的一个原因，但他们在本研究中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地区差异

本文通过对山东、广东被试进行独立性t检验，统计结果显示：广东学生在各问卷的得分均高于山东的学生，并且两地区学生在各问卷上均存在极其显著差异(p<0.01)。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比山东要好，社会开放程度高，人们要求更多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由于经济发展较好，社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就更多，青年人会有较多就业机会，面临更多的职业选择，同时，信息的开放性和流通性较好，处在这种环境的青年人能了解更多的就业信息。并且也有较多机会与不同职业类型的人打交道，自然会锻练他们解决职业问题的能力。这也许是广东地区青年人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高于山东地区被试的原因之一。

同时，由于资源和时间的限制，本文所选择的广东地区被试对象主要是广州和东莞的青年学生，这两个城市所反映的是广东省中上等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山东地区被试主要是聊城和潍坊两地的青年学生，这两个城市在山东来说，只能代表中等发展水平，因此，被试的地区差异就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