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决定理论的代表人物Kasser和Ryan也认为把追求经济的成功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会降低幸福感[21,22]。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自我决定是人类天生的需求，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这样就减少了实现其他内在目标的机会，而最终阻碍幸福感的提升。他们区分了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其中前者是指定向于自我接纳、情感联系、团体卷入的目标。定向于内在目标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因为这些目标与自我决定需要的满足相联系，而定向于外在目标如金钱则会体验到更多心理上的不适应。所以，按照自我决定理论，物质目标之所以与低的幸福感相联系，其根本就在于它缺乏自主定向。Csikszentmihalyi则认为如果更多的心理能量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追求其他目标如美满的家庭、亲密的友谊、兴趣爱好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而这些目标对于我们的幸福生活同样也是必要的[23]。
3.3 动机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Diener等在回顾30年来幸福感的研究中提到，目标对幸福感的影响似乎比简单地达到个人的目标更复杂，暗示目标背后潜在的动机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期的研究者Csikszentmihalyi和Rochberg-Halton曾提出过两种类型的物质主义：一种是工具性的物质主义(instrumental 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手段，这种物质主义是无害的;另一种是终极性的物质主义(terminal 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去获得社会地位并赢得他人的赞美和羡慕，这种物质主义是有害的[24]。
Carver和Baird认为每个目标背后有4种类型的动机，分别是：内部的(被内在的快乐所激发)、认同的(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投射的(来自于内部的压力如内疚或社会赞许)、外部的(由外部奖励或惩罚的力量所引起)。前两种动机又可被归为内部动机，后两种动机可被归为外部动机。虽然他们发现总体上经济成功的重要性与幸福感呈负相关，但同时也发现经济成功目标的内部动机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外部动机与幸福感呈负相关[25]。Carver和Baird的研究局限就在于他们考虑的追求经济成功的原因有限。按照他们的假设，如果研究中包含的动机的范围更广，钱的重要性对幸福感可能就没有主效应了。
于是，Srivastava等在后来的研究中考虑到了10种挣钱的动机：安全、维持家庭、市场价值、自豪、休闲、自由、冲动、慈善、社会比较、克服自我怀疑。经进一步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了3类动机：积极的动机(前4种)、行动的自由(中间4种)和消极的动机(后2种)。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当控制挣钱的动机尤其是消极的动机如社会比较、寻求权利、炫耀、克服自我怀疑后，钱的重要性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消失了。研究还发现积极动机和行动的自由对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正是由于这些消极动机的影响[24]。
金钱本身是没有害的，事实上，当金钱被用来帮助满足大量的基本需求时是很有益处的，毕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钱也不是万能的”，当用金钱来做不能做的事情时，对它的追求就成了问题。比如，金钱不能直接减轻自我怀疑，因为缺少钱不是它的根源[24]。所以，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不在于挣钱的目标本身，而在于挣钱的动机。
3.4 社会比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这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理学中称之为社会比较。1985年，Michalos提出了满意的多重差异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个体把自己与多种标准进行比较，这些标准包括他人、过去的条件、抱负、满意的理想水平、需要或目标等。个体对满意度的评价就基于现状与这些标准之间的差距，向上比较使满意度降低，向下比较使满意度增加。其中，社会比较被发现比与其他标准的比较能更有力地预测满意度[26]。
Wood把社会比较定义为思考与自己有关的一个或多个他人的信息的过程[27]。人们倾向于与自己圈子里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都会影响幸福感。然而，研究者对于人们是如何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例如：人们只是与比自己富裕或比自己穷的人相比，还是根据所有人的收入分布来定位自己?
McFarland和Miller预测人们只与比自己收入低的人相比(为了感觉好)或者只与比自己收入高的人相比(为了激发自己做得更好)[28]。Parducci的范围—频率理论(range-frequency theory)预期，人们与收入分布中的所有其他人进行比较，而不仅仅是向上或向下比较[29]。Smith等人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范围—频率理论很好地预测了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效应[30]。而Hagerty在自然情境中进行的两个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效应，而且结果正如范围—频率理论所预期的那样[29]。他还特别指出，尽管社会比较在幸福感的评价上起了作用，但是社会比较效应的大小比收入的主效应要小。据此他提出了可以增加国民幸福的3条途径：(1)通过增加平均国民收入;(2)缩小收入分布的范围;(3)改变比较的参照组，如与比自己收入低的人进行比较或者与上一代人进行比较。
在中国，收入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效应更是明显。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使人们产生不公平感，使得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都觉得不幸福。
3.5 适应与压力
Helson把适应定义为对重复或连续刺激的减少的反应。对生活事件的适应是理解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Brickman等人就是根据Helson的适应水平理论，用对比和适应来解释彩票中奖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而且从一系列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得到的快乐更少的现象[10]。首先，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相比，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有乐趣了。因此，尽管中奖得到了新的快乐，但它也使旧的快乐减少了，新旧快乐相互抵消，使得彩票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幸福。其次，中奖的兴奋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当他们习惯了由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对总体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响。总之，这种好运的影响在短期内会被对比效应削弱，从长远来看会被适应过程削弱。看来适应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收入的增长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
当然，对此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有研究显示，突然的改变或者极端的结果，即使是正性的，也会引起压力[31]。还有研究者考察了英国足球彩票中大奖的人，发现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代价：很多人辞职，人际面缩小，成就感降低，而且，当他们被希望提供经济资助时，与朋友和家人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因此，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更多的压力，缓和了其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4 小结与展望
从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远不止传统经济学的假设那样简单。在一个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在幸福感上的差异并没有二者在财富上的差异那么大，尽管富裕国家的人民一般来说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感到更幸福，但这种差异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财富的差异。而且，个体收入的改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提高。研究者还从人格、目标、动机、社会比较、适应与压力等方面探讨了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这使得人们对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更科学的理解。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1)对于金钱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或多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过于笼统化。其实，对不同阶层的人群而言，金钱对于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可能是不一样的。对贫穷的人来说，能够用来满足其基本生理需求的金钱对他们的幸福感的影响是应该是很大的。而对富裕的人来说，金钱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金钱去实现更高的目标;当然这种影响也可能很小，因为非物质财富的因素如与家人和朋友交往的时间、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个人安全感以及人际关系等对他们的幸福可能更重要。而且，在个体不同的生命阶段，金钱对其幸福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同的。比如，金钱对成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比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因此，今后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需要细化，例如把不同阶层的或者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区分开来分别加以考察，然后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真实的结论。
(2)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哪一种心理机制就能解释清楚的。各种心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例如，McFarland和Miller的研究发现非抑郁、乐观的人倾向于关注比自己做得差的人的数量，而抑郁、悲观的人则更多地关注比自己做得好的人的数量[28]。这说明个体的人格影响其使用社会比较信息的方式。因此，以后的研究最好考虑多个心理中介变量，建构金钱、心理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型，以便于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金钱是怎样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在研究方法上，无论是纵向研究还是实验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