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矛盾，这一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意义。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

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一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一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一、汉字与汉语的合一。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从启蒙的需要出发，就必然要求废文言兴白话。

这一命题的基本内蕴也延续到了“五四”时代。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关系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钱玄同支持胡适，但态度更加激进，明确主张废除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可见，发生在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着眼于言意矛盾，从达意的需要看待语言;“言文之争”发生于晚清及“五四”时代，已深入到语言体系内部，却是从启蒙的根本需要出发，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已经具备现代质素。

二、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

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决的方案。言意之辨针对的是言意矛盾，对此道家与佛家有感于语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随说随扫、不立文字的策略，这一策略是从语言内部进行颠覆，通过破除语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领会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国古代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却是立象以尽意。早在《周易·系辞上》中这一观念即得到正式认可：“圣人立象以尽意。”不仅如此，《周易》还对“象”作了具体的解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长：一方面，“象”不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韵的相通，能够以具体喻抽象，以有限表无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创造出来的，而“立象以尽意”又是孔子所讲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尽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发点而言，《周易》并不是为了论证“言不尽意”这一观点，而是为了阐述“立象以尽意”的策略。虽然意识到言不尽意，但是最终却肯定“意”是可尽的。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周易》体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这与它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晋时代，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以道家观念解说儒家文本，从而使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转变为玄学的“三玄”之一，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即“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与悖立中开始走向渗透和互补的现象，也即经学的玄学化现象”。对“立象以尽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确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并没有明确指出言尽意或言不尽意，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论述明确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在王弼看来，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产生，又指示着意，它们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须探求言外之义;要得意，就不能胶着于个别之象，而是要透过有限、具体的象去体味无限与抽象的蕴意。王弼的观念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