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入选教材的文章有很明显的偏颇外,我们语文中惯用的训练手段也有许多令人生厌之处：僵化而教条。我们的人文课程教科书的现实情况是，败笔太多，漏洞俯拾即是。

再说说历史书吧。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看过一套由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整套书几乎都是以阶级斗争及农民起义串起或分析所有的东西;而同期也看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的所谓鉴赏书,它们也是时时处处地在定分“红楼梦”中每个人的阶级成分,什么这个是地主官僚阶级,那个是没落地主阶级出身,这个又是无产阶级出身的,那个又是剥削阶级本性所致……其幼稚和牵强令人倒胃。时至今日,相信类似这样生搬硬套、粗陋无味的一根筋式的做学问方式大约已无法生存，但在教科书的编撰中,是否还有因为垄断及思想的懒惰不负责任而沿用了这种作风的呢?显然是有!就拿历史教程来说，由于我们华夏民族融合成形于百姓(在夏商以及更早的年代，有姓即为显族，姓相当于一个族的封爵号)之风，故而历史上,除断断续续出现的殷纣王、秦始皇等残暴的君主时代外，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诸如西方罗马文明那样的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等明显分界的;而且由于种种地缘与人种的限制，汉文明的史代交替,似乎更多地应与抵御外族侵略、民族融合、族群冲突、人口消减增长相关，而非简单线条地与生产力发展、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相关。或者说，即便我们一时分析不了种种历史现象、朝代更迭的实质，那也应尽可能将平实准确的信息告诉后人,告诉他们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史的真实全貌，而不能牵强地剖析或粉饰甚至扭曲之。对于历史人物就更要有如此胸怀,要尊重我们民族中的智者、文化大师、民族英雄乃至历代清明的统治者，而不要简单地动辙就加一句“由于其剥削阶级背景所限……”因为他们都是我们民族文明史中抹杀不了的一环与符号,去掉他们我们的文明都将是残缺的或难以自圆其说的。我们

是要对他们的功过得失做评析,但也要清楚一点:在历史的循环中,并不存在后代人就比前代人更智慧、更有道德、更具人品境界或思想哲学深度的必然。不要因为自己生活在20或21世纪，就妄言自己一定会比前代人更善于治理社会或更善于营建一个社会，或以为我们就更富裕、更聪慧、更有思想的高度。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及其生活品质从根本上说是以人均生存空间及一个社会的和谐文明程度来判定的，而非以GDP或高楼大厦、高科技之类简单可断定的。而且，在讲述历史时不要忘记，我们是试图从历史中追寻我们的起源、走向以及我们祖先的经验教训，是希望从最真实的故事中获得做人和做事的原则与策略的。所以，在讲述历史人物或近现代人物时，我们应对其家庭及其婚姻情感历程也应尽可能地真实介绍，因为作为一个现世的人，其出身、容貌、教育及择偶过程是最能折射出个人的人格魅力及立体感的，我们的历史教程也应变成一个个鲜活的人史的。

我们国家现在有真正的哲学吗?或者说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学吗?对这一点，坦率地说在许多知识分子中是有疑问的。哲学，就本人粗浅的理解，应该是介绍人类最关心的“大道”等各种问题的一门学问，诸如宇宙的存亡变迁、生物的演化交替、人类的生老病死、常人的感情皈依或生存的基本守则以及各种文明的特征、由来、消长等等。它们也无不是困惑每一个人的问题。而当哲学成了一门教程时，它最应做的是介绍关于上述问题的各种流派、各种教义及其解释角度，并能激发各种争议且教一些“批判”给大家。然而，最奇怪的是，我们现在哲学课的所有问题的考试时几乎都已有了标准答案——相信就介绍流派而言，确乎会有一点标准答案可言;但当分析某个观点时,恐怕就不应有什么标准答案了吧。哲学教育的结果,应该是能使人们思维更加思辨活跃、语言更加丰富多彩而非更加统一寂寥才是。而且,哲学教育的结果还应能让人们从中去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思维逻辑、感情归属、处世原则等，并在每个人毕生的实践中不断对这些做调整、舍弃甚至反省回归，从而反过来又来充实哲学理论。另外,从某种意义说，哲学的成就及成熟豁达程度,会依托于各种文明的美学的、道德的甚至是经济的成就及其当时社会的宽容度的，所以就此而论，哲学也应是有广义民族性的。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号称有六千年文明史,而且的确也是频出圣人的国度;但我们今天自己的哲学教程中竟无国产哲学思想言论的什么地位,充篇是西方的柏拉图、黑格尔等等，而对我们的老子、孔子、孟子等以及民间思想家的那么多辨世辨物、应事应物的哲理却几无涉及。

人文课程应该是一个国家教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来激发人们的思维、陶冶情操、感悟自己、认识社会。我们的初高等教育中本来就对人文课程设置得不多，而仅有的一些也往往沦于考试的标准答案化。

除上述之外，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管理类课程教材，也有许多很明显的不合理或是自相矛盾的地方。在笔者，一个多年从事经济管理教学的普通老师看来，管理类课程如何合理设置确乎太复杂，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但单就从教学的角度来说，现在许多教材陈旧、教条以及混乱无逻辑却是很明显的，许多“经济理论”混乱到令人无法忍受、也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步。我们的各种经济学，如果不去探讨现行体系下运行的财产制度及其可供参考的财富观、交易流转方式的选择空间，而是一味地政策进展到什么程度，几年后使用的教材才跟进，我们的教师才敢跟进到什么程度的话，那还有什么传道授业解惑可言?这里有许多明显的理论与现实背离、逻辑上的混乱与牵强附会的观念，但却不得不长期沿用。在本人有限的理解中,所谓高等教育应有所先行或至少不应远离现实,而非处处只能跟在现实社会演进之后忐忑跟进;这里有什么学问吗?难说,有诸多必须遵守的标准答案……背离了人性的人文科学就只能是空而无用、僵而不能用的“科学”了。

其实，这里尽管讲了许多侧重人文课程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纯”科学，诸如生物、医学、机电等教材也有陈旧的毛病，有许多教材也难以融合近十年内的世界先进成果——尽管我们让许多人学外语，但半吊子的外语水平似乎耗时巨大而成效不大，起码没能将翻译水平反映到教材编写上。

教育是每种文明要流传下去的必然选择手段，教材的质量当然是举足轻重的。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们更愉快有效地学习，同时也是为了汉文明的经久流传，要下力气用心编著我们的每本教科书，同时也要调整教师们的教学思路和方法才行。起码要先从教育界做起，从教材教师做起，重建对汉文明的信心。笔者最近听说国内的有些大学开始要求硕士、博士生必须读“四书五经”，而且听说有些地方也开始尝试让小学生们读古代的这类经典著作了，这些无疑是天大的喜事，说明汉文明的承传还是有希望的。当然，笔者并不同意完全折回到“四书五经”中去，但我们不能将自己几千年的文明说得一无是处却是真的。我们要重建一种更昂扬流畅、更符合人性的汉文明，这一切似乎就得从教育开始。

再谈对我们通俗文化方面的简单观感——从阿房(读a Fang)宫说起

看了上面对国内教材上的评议,许多人可能心情沉重,老实说情况还不止如此。除我们的初高等教育现状堪忧外,我们的通俗文化也一样不乐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许多东西已愈来愈多地在不知不觉中洋泾浜化——或者说是“不中不西”化。汉语言的纯洁性大受挑战。试想,当我们偌大一个10多亿人口的国度中的人如果最终都抛弃或忘记了如何使用汉语言时，就等于宣判了汉文明的终结。说得偏激一点，到那时我们这些人活着又有多少意义?或者说有多少创造意义?

讲到这儿不免会伤感情，不免会提及种种令人难堪而又常见的事情。譬如我们今天的许多人会将“挟天子以令诸候” 中的“挟(Xie)持” 读作“Jia持”;会将秦始皇时修的“阿房(读e Pang)宫 ” 读作“a Fang宫”。其实“阿房宫”这个词应念作“e Pang宫”。这在今天陕西的大多数中年以上农民那儿还是有土音为佐证的，的确应念“e Pang宫”，而不是什么“e Fang宫”或什么“a Fang宫”的。这一点，从古汉语的角度也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古汉语中的“阿” 有“曲折的山体”之意;“房”可通“旁”，为旁边或侧边之意;“阿房宫”几字合起来的大意，即为“建在曲折山侧的宫殿”。十分好解释。但遗憾的是，今天的国人中能将里边的“阿”读成e就已经不错了，能念成“e Fang宫”就表示很有学问了。事实上，许多大学教师还在念“a Fang宫”,而本人曾见过凤凰卫视上的谈话节目上，也只纠正到了“e Fang宫”而已。

大学非汉语专业的教师偶尔读成a Fang或许不奇怪。但令笔者难忘的是，在若干年前，许多电视台曾播过一个叫什么“秦始皇与阿房女”之类的台湾电视连续剧。大体是在编写秦始皇与一个叫“a Fang”的美女相恋又为之建造“a Fang宫”的香艳野史，演得是津津有味、悲悲切切、有鼻子有眼。但其服装、语言地理方位方面的错误就难以尽述了。老实说，要求一帮当时编写演出该剧时大约还从未曾到过大陆的台湾人准确搞懂中国的历史或地理方位，显然有些过于苛求;但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会有那么多的大陆省市电视台转播过这个“历史爱情剧”，而竟无人对其离奇的想象杜撰有所点破，这确是可悲之极。本人也只是听到过一次陕西老乡们的窃窃私语：“不是叫e Pang宫吗?怎么就变成给a Fang女修的阿房宫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