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命名进行了重新认识。他认为人和文本都具有历史性,语言的两个方面中,一方面清晰、完整和有声,而另一方面则晦暗、残缺和无声,命名时通常注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他还提出应该打破命名、解构概念,用其它语言思维解释,而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德里达认为,符号不存在同一性,能指和所指差距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他的这一主张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了引起注意,他还杜撰一个新词:分延(Différance),该词也成了他的理论基石。分延(Différance)取自differ(区分)和 defer(延搁),包含着区分、延搁、播散等含义,暗示着符号本质上是分裂,而非同一。由此,他认为,词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没有终极意义。他还认为,翻译是以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来置换原文,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调节性的转换。 翻译的目的就是揭示那些被丢失或遭压抑的东西,揭示文本的多重意义,并在纯语言中进行转换。

2.“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及对“结构主义”的挑战

2.1 “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它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基础之上,如:男性与女性、语言与文字、真理与谬误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语音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德里达将其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也即在场形而上学”。(刘宓庆,2007:49)德里达将反对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攻击的根本目标。德里达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他还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完善地表现思想,从而达到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

“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原文意义是固定的,原文的作者应处于主体地位,翻译则属于从属地位,译者应仰视原作和作者。他们还认为,译者的思维应定向,应营造固定点,保持原文的相对稳定性。而“解构主义”则不然,他们认为原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原文的意义不固定,原文与译作相互依存,应重视和提高译者的地位。同时,他们还认为,应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原作,应打破僵化,用发散的思维去看待原作,给原作以新的生命。

2.2 “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挑战

“结构主义”的先驱索绪尔将语言从其他系统中抽离出来,并就独立于个体的抽象的共时系统进行研究,借此探讨语言在相对静止状态下的内在规律。同时,他还运用二分法对能指与所指、言语与语言、共时与历时及组合与聚合进行了区分。在索绪尔的整个语言的语言学系统中,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立于支配地位。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但他也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是约定俗成的。受“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观的影响,“结构主义”翻译强调通过文本系统内部的分析挖掘各个层面的语义。“结构主义”认为,原文具有固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作者,将其作为翻译的本原,并以再现原文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从而求得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

然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派却否定了语言结构的封闭性,并主张用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看待翻译。“解构主义”派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差异,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当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转换使原文更加成熟。“解构主义”是从新的理论高度对结构主义提出了挑战。

3.“解构”翻译对原作的创新

3.1 “解构”翻译使译作更具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