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情况还适用于语句,不同的语境会帮助我们确定语句的真实含义。“教师去讲课”和“学生去听课”都可以表达为“去上课”,同样,医生与病人都可能会说“去看病”,但意思是不一样的。在书面上看就成了歧义句,但是在交际过程中,对说话人的地位、处境等语境的了解就会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又如“咬死了猎人的狗”,单独看一句话,不知道到底说的是“猎人死了”还是“狗死了”。如果变成“咬死了猎人的狗,终于被村民制服了。”或者“那头虎咬死了猎人的狗。”有了各自的语境,其意义也就立刻明晰了。

2.语境使得词义具体化

词义有概括性,通常都指整类事物或现象。而在具体的使用中,我们研究一下语境就会明确它到底是指整类事物中的某些个还是某一个个体。例如,“鱼”的词义概括了一切生活在水中、体温随外界变化、一般身体侧扁,有鳞和鳍,用腮呼吸,可供使用或制鱼胶的脊椎动物。“鱼”这个词本身可能指河里、海里的任何一种鱼,包括鲤鱼、鲫鱼、刀鱼、鲅鱼,等等,甚至鲸鱼。但如果有一天在家做饭的妈妈说,“下面我要炖鱼了。”我们就可以根据这句话的内外语境,家人的偏好或者是之前买鱼的情况,判断出到底是哪一种鱼,而且应该是在此之前已经收拾好的那条鱼。从而使具有概括性的词语和具体的事务挂钩,完成顺畅的交流过程。

3.语境使词义异化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这种转变叫做词义的异化。

(1)词类活用现象

每个词语不论其义项多寡,在运用中都可能会出现其本身不具有的含义、引申义或新义。其原因就是语境在起作用。语境不仅决定词语的义项选择、歧义的确定,而且能赋予词语以临时含义。如:

①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鲁迅《故乡》

“隔膜”原指阻碍人与人相互了解的无形障蔽,是个名词,而这里用作动词,当“产生障蔽”讲。 　　(2)形成修辞手法

语言离不开修辞,而修辞必须在语境中才能实现。历来研究修辞的学者都很重视语境的作用,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就是以题旨情境为修辞第一义。如:

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朱自清《春》

“卖弄”一词本是“有意显示、炫耀”的意思,是个贬义词,在这段话里,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看出作者对“鸟儿”是满含喜爱之情的。于是就可以明确地做出判断,“卖弄”在这里是个褒义用法,这里用的是反语的修辞手法。与此相应,其意义也就变成了“展演”。又如:

文具盒里放着崭新的圆规。

②“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鲁迅《故乡》

在“文具盒”这个语境中,“圆规”表达的就是词典上解释的词语意义,展现在读者脑海里的是一种画圆工具。这句话看不出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②中的语境,则让我们断定,这里说的是个人,而非画图工具,再结合上下文,知道作者把杨二嫂比喻成“圆规”,那这里的“圆规”就成了杨二嫂的代名词,是借代手法的运用。

4.使词义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化

词语的运用是离不开社会这个语言环境的,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表达的含义可能会大相径庭。因此,在交际过程中有必要了解语言的这些外语境。

很多人看到经典的句子“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第一印象都会困惑,爷爷的大儿子怎么会是木兰的长兄,但了解到古代人的习惯,用“爷娘”来指父母,此处的“爷”即为父亲(一如现在吴方言中的用法),就会明白了。又如大多数地区的人说“东西掉了”,是指“东西落在地上了”,可也有些地区,是指“东西丢失了”。只有了解说话人生活的背景习惯,才能判断其真正含义。

同时,词语的含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词语在历经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科技的发展以后往往会获得某些特殊的含义,体现一定的时代特色。如“同志”一词,在我国古代,是朋友之间的称呼。建党初期“同志”一词来源于苏联,意思是拥有共同志向的人,被广泛用作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同性恋开始用“同志”互相称呼。知道这种演变之后,人们在使用时就要慎之又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