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称制后，与诸葛亮的关系一度进入低潮，主要体现在刘备伐吴一事上。蜀汉建国后，刘备、诸葛亮都升级了，刘备是“正位续大统”(第八十回)，诸葛亮则是位极人臣，但同时君臣间的矛盾也更加凸显出来。关羽大意失荆州使蜀国形势急剧恶化，刘备不但未认识到这一点，及时补救，反而意气用事，为报关羽之仇愤而伐吴，张飞之死则更是坚定了他伐吴的决心。诸葛亮知道伐吴意味着隆中决策的破产，兴复汉室的大业将会障碍重重甚至前功尽弃。但是诸葛亮再怎么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不能使刘备放弃伐吴的念头，刘备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改长期以来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作风，这时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感情哪里还是“鱼水”情。深知伐吴失策却无能为力，我想诸葛亮此时心中一定是很失落的。

李强认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间的关系是否天衣无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备是否能够认真采纳贯彻‘隆中决策’。‘隆中决策’当时刘备满口称‘善’，但实际上却没有很好领会，尤其是对外政策上没有很好地东联孙吴以抗曹操。赤壁联吴败曹，仅仅是刘备的权宜之计，始终坚持的还是寸土必争，以致蜀吴联盟濒于破裂。”{13}

白帝托孤是君臣关系的恢复期。刘备铩羽而归的事实表明诸葛亮的决策是对的，先主自觉无脸回成都见诸葛亮，于是暂居白帝城，在无尽的懊恼中忧郁成疾，病入膏肓，于是白帝托孤，创造了两人之间最广为称颂的千古佳话。因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如此推心置腹地嘱咐大臣，也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够像刘备那样把幼主放心地交给辅政的大臣，甚至允许其取而代之、自为君主。封建君王无一例外地忌讳权臣谋逆，而此时的刘备却似乎是个例外。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自语，第八十五回)，临终吐真言，而且往往能大彻大悟。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本来就是亲密无间的，这是在风雨际会中反复考验、不断加深的，只是因为非常之事有了些小摩擦，风雨过后自然能重归于好。

白帝托孤一方面使刘备、诸葛亮的君臣关系进一步上升到古今之楷模的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刘备经历了大败之后依然没有消解对诸葛亮的猜忌，他到死始终放心不下诸葛亮。“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第八十五回){14}着实把诸葛亮吓了一跳，《三国演义》的原话是：“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第八十五回){15}诸葛亮何至于这么慌?仅仅是因为像先主所言的那样取君代之是大逆不道之举吗?我想当时诸葛亮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一定是听出了这惊人之语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试探。他非常明白，要是他流露出半点野心、在君臣的根本问题上有半点动摇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刘备很有可能凭借最后的一点力量立刻把诸葛亮处理了，免得日后成为蜀国的大患，那可是彻底的身败名裂。好在诸葛亮全然不是刘备所担心的那种人，他是那样忠于刘备、忠于蜀国，一心只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一心只为“庶竭驽钝，攘除奸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第九十一回){16}，早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

先主对诸葛亮之疑，我在这里不能作太多太深的阐释，因为不能脱离《三国演义》以其他文献作为佐证。或许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并未能“超出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普遍规律，同样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一种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17}。但不管这关系多么微妙，诸葛亮每每都以其伟大的人格经受住了刘备的试探，刘备心中最终是信任战胜了猜忌，刘备终将孱弱的幼主和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托付给了他，也成就了这位集忠义与智慧于一身的“天下第一名相”。

而明察秋毫的诸葛亮不会不感知到刘备对他的防范，但他从未计较先帝对他薄情的一面，他对于刘备器重东州和益州集团而轻荆州集团的举动应该说是非常谅解的，他在刘备死后能不计前嫌继续重用这两大集团中的人才。比如尚书令李严，是东州集团人士，因在诸葛亮北伐期间督办粮草不力，怕丞相怪罪，谎称东吴将兴兵寇川，犯下大罪，诸葛亮不仅看在托孤重臣的份上只将李严贬为庶人，而且将其子李丰封为长史，加以重用。(第一百零一回)

在他心中先帝的“知遇之恩”是他穷尽一生也报答不完的恩典，他后来的事迹也表明他做到了他在先帝临终前承诺的：“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不愧为古今忠志之士的表率。

总的来说，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与“鱼水”深情这一譬喻是相称的，否则不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被写入各种文学作品，集大成于《三国演义》，这般大加歌颂，而又流传了千年。

同时，我认为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是导致诸葛亮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先主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那百世一遇的心灵默契深深打动了诸葛亮，成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第九十七回){18}的精神源泉，在此精神力量的驱动下诸葛亮在先主生前生后都能死心塌地尽效犬马之劳，为了完成先主兴复汉室的遗愿，他南征北战、不辞劳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终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另一方面，先主与诸葛亮之间存在的那点或多或少的嫌隙，使先主在伐吴的问题上不顾诸葛亮再三劝阻而一意孤行，彝陵之败使蜀国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可能，诸葛亮再怎么努力注定是徒劳，他的“星落秋风五丈原”(第三十八回){20}是先主不听诸葛亮的逆耳忠言而导致的必然结局。

二

先主驾崩后，诸葛亮与先主间的微妙关系在他与后主之间得以延续。后主与诸葛亮间的关系同样是亲善、和谐，但又不乏嫌隙。

随着羽翼渐丰，幼主与权倾朝野的辅政重臣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即使幼主未意识到对自己的威胁，他身边的亲信也会提醒他谨防有变。诸葛亮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确实是弱化了后主的权威，后主再怎么尊他为“相父”，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本质决定了他必然有所不满。他不会不考虑到诸葛亮谋反的可能性，而且他深知诸葛亮一旦谋反必大获全胜，所以他在内心深处有着作为君王本能的猜忌和提防。因此，当苟安在他耳边进谗言时，他不假思索就急招诸葛亮班师回朝，他如此轻易地中人家的反间计正是他猜忌心态的反映。

再者，如果他真的尊重、爱戴诸葛丞相，他在诸葛亮死后就不会那般荒废朝政、沉迷于享乐，不管有无治国之才，他都会遵从诸葛亮的教导稍微励精图治一点。他大概确实有些不喜欢这位“相父”，因为他很严格，而且一定很絮叨，诸葛亮走后，他恐怕觉得是个解脱：再也没人管得了他了，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皇帝的快活了。从这一点看他似乎从未被诸葛亮感动过，对诸葛亮的赤胆忠心他从没动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