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内古特在《时震》(1997)里坦率地写道：“我的儿子写了一本关于自己在60年代发疯的经历的书，书写的是一流的，然后就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在传统的小说创作中，几乎不会出现作者闯进情节之中的现象，尤其是以第三人称作为叙述者的小说。但在后现代派小说中，这种侵入式的话语则屡见不鲜。在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思的长篇小说《欺骗》和《夏洛克在行动》里都存在着大量两个视角并存的语句，他们既可被视为客观的，又可被理解为主观体态，如果仅就某一个话语与段落而言，双重视角可以使读者对某一个动作或场面有立体的感受，然而就整个故事而言，作者则提供了不同的判断和态度，在整个叙述中这种差异则增加了文本内在的张力。
四、抒情与叙述，赞美与抱怨交织的“悖论式”话语
美国后现代小说经常用满不在乎的反讽形式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充满冷漠，戏谑，反讽和嘲弄。这正如美国批评家哈桑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公开的、玩笑的、移位的和不确定的形式，实质上带有一种虚无主义色彩。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第19章中有自相矛盾的修饰词，它既成功，又不快活，既满足又不踏实，既英俊又不好看，此类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而在威廉·加斯的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中也处处体现出矛盾的语言。如“我的房子，我的猫咪，我的伙伴”，“我可以做任何事……又做不了任何事”。对于猫咪“迪克先生”，“你是机器，又不是机器”这些是非虚实的同时存在，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文本。
美国后现代派的小说家善于运用不确定的语言系统，构建一个虚假的世界，以揭示现实世界的混乱，疯狂和零散性，他们有时用喜剧的手法来表现悲剧的事件，令人心酸苦笑;有时则用荒诞不经的形式设置层层谜团，令人不知所云。这明显有违于传统文本的一致性原则，这种手法为文本在逻辑上制造了广泛的混乱，具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使得文本的内部空间更加开放和开阔。有的小说为了达到增加可能性的作用，创生了在句法上的“清单式”的格局，这些人物也有形象和言语行动，但却偏离了一切日常生活的现实逻辑，只具有纸上的存在依据。但是在他们漫不经心的语言游戏里，在荒诞不经的语言中往往展现了对社会道德沦丧，政治腐败的揭发和批评，其力度不一样，可倾向性比较明显。
外部世界混乱不堪，而且作为表现工具的语言只是一种游戏规则，更无法对其有效表现。总之，美国后现代小说采用不同的创作模式，各种叙述话语往往交叉出现，不拘一格。后现代派小说家们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定性，走向精神的荒漠和不确定的平面。它以颠覆和解构传统的艺术形式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征;破坏，批判和不确定性，这也许是后现代派作家们对现实最真切的解读和能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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