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先生不懂外语,在翻译作品时,都是合作者将原作的意思口述出来,然后他再用流畅的中文将原作译出。这样,林纾先生的译作中很少留有外语的痕迹,这使中文的读者就不会觉得译文晦涩难懂了。钱钟书先生就十分喜爱林纾先生的译作。他表示:“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Hen ide Haggad)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董明,2006:173)林纾的翻译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的译文富有文采,比原作更具美感。
如:林纾翻译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David Copperfield》(中文译名为《块肉余生记》的第一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原文:It was remarked that the clock began to strike, and I began to cry, simultaneously.
林的译文:闻人言,钟声丁丁时,正吾开口作呱呱之声。
林纾的译文全用文言文,并在译文中用上了两个象声词:“丁丁”和“呱呱”。原文中并没有这两个词,这就使译文较原文更具音乐美,并能图文并貌地展现当时的情形,从而也使译文赋予了原文更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性。
正如傅雷在《傅雷家书》中所写到的那样:“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董明,2006:185) 3.3 “解构”翻译使译作更具个性化
每一位译者在翻译作品时,其主观意识都是想尽可能地忠实原作。但在翻译的过程之中,却会因为译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见识、遣词能力及个人修养等多种因素影响着译作,使译作带上浓厚的个人色彩,从而使译作彰显译者的个性。因此,译者对译作来讲意义就显得非常重大。
林纾先生的部分译作主要是为封建伦理思想作宣传。从他的译作标题就可见一斑。他将《Montezuma’s Daughter》 和《The old Curiosity Shop》 分别译成了《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和《孝女耐儿传》,将“原作中的复仇和反抗改成了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的尽孝壮举”(董明,2006:146)。同时,林纾先生的译作也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清末民初相融合。例如,他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David Copperfield》译成了《块肉余生记》。译作的书名就突出地展示了中国当时清末民初所处的历史背景,其意图也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激发国民救亡图强的意识。他的译作也不是按原文逐字逐句翻译,而是以汉语为主进行的大意翻译(张102梦井,2007:269)。此外,他的译文全部使用古文,文字简练,没有一点的欧化语言痕迹。假使要从译文中找到相应的英文句子,不懂古文的读者是很难实现的。
清末的另一位翻译大家周桂笙的译作也颇具个人特色。他在翻译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毒蛇圈》时,就进行了某些创译。他将原作改译成了我国的章回小说体,还将原作分为几十回,并为每一回拟就了标题,如“孝娃娃委曲承欢,史太太殷勤访友”,“几文钱夫妻成陌路,一杯酒朋友托交情”。 (董明,2006:11)。他还在每一回的结尾处加上了“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说”。他所采用的这些翻译手段都使译作彰显着译者的个性。
4.“解构”翻译对原作的伤害
4.1 “解构”翻译使译作结构与原作结构背离
“解构”翻译对原作进行了某些创译,使原作获得了新意。但“解构主义”派主张对原作结构的解构在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原作本身具有的自然美。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一位捷克作家。他的小说洗练、清澈。但他对自己的小说译本评价却不高,认为这些译本离原作相去甚远。例如,他的成名作《玩笑》在最早的法译本里就被改译成了花里胡哨的巴洛克式风格。而他的英译本也没有逃过劫难。他说:“英译本使我大吃一惊。章节的数目改变了;章节的顺序也改变了;许多段落都被删掉。”(段苏红,1998:98)此外,他还在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抗议信,要求读者不要接受《玩笑》的英译本,不要把它看成是他的小说。
我国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林纾的译作也经常背离原作的结构。如果要从他的译作中找到原作的原句或原章节是非常困难的。
此外,清末翻译家周桂笙的译作也经常改变原作的结构。比如,他翻译的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毒蛇圈》就与原作的结构相背离,改成了我国的章回小说体,将原作分为了几十回,还给每一回拟定了标题,并在结尾处加上了章回小说体常用的“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说”等话语,以增加与目标语文化相同的部分,达到便于读者接受的效果。
4.2 “解构”翻译弱化甚至消解原作的内涵
很多国外的名着都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对本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及政治环境进行了揭示。但在翻译介绍时,因作者个人的目的及读者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常以不同的视角,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使译作弱化甚至消解了原作的内涵。例如,英国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作品《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本是一部政治色彩很强的一本书。该书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描述格列佛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惠马国的奇特经历,借此影射英国社会政治的****、人的贪婪等社会罪恶。作者借小人国的两个政党影射英国当时的辉格党和脱雷党;借小人国的经历影射君主和大臣们的贪婪、残忍、党派间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及国家间的战祸不断。作者本想借此书告诉读者,如果人类让贪婪战胜理智,人类就有可能堕落成卑劣的动物。但该书被译介到我国之后,因读者只关注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来的怪诞异趣的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反而忽略了它的政治锋芒。更让人惊讶的是,该书被列入了“少年文学故事丛书”和“世界少年文库”, 成了一个主要是开启读者想象力的儿童读物,其政治内涵荡然无存。
4.3 “解构”翻译使原作的信息失真甚至丢失
“解构主义”派认为,原作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下被暂是固定下来的。因此,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挖掘原文存活的因素,并利用语言转换使原文更加成熟。但在现实的“解构”翻译过程中,因为译者个人喜好和目标的异同,对原作进行删减和添加,使原作的信息在译作中体现不全,失真甚至丢失,这些都对原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正如现代着名诗人、杂文家和语言学者刘半农在其1918年写的《复王敬轩书》就对林纾先生的译作作了如下评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第二是误谬太多,把译文和原文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第三是林先生……‘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当知译书与着书不同,着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文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本国文。”(王克菲,1997:187-188)
5.结束语
“解构主义”理论形成之初,就以令人惊诧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德里达在完善“解构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使“解构主义”理论在与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博弈中不断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解构”翻译观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使译者的思维方式获得了解放,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原文的意义得到了扩大和创新。但同时,由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缺少相应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的研究,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解构”翻译也常常导致原作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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