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挑战

“结构主义”的先驱索绪尔将语言从其他系统中抽离出来,并就独立于个体的抽象的共时系统进行研究,借此探讨语言在相对静止状态下的内在规律。同时,他还运用二分法对能指与所指、言语与语言、共时与历时及组合与聚合进行了区分。在索绪尔的整个语言的语言学系统中,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立于支配地位。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但他也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是约定俗成的。受“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观的影响,“结构主义”翻译强调通过文本系统内部的分析挖掘各个层面的语义。“结构主义”认为,原文具有固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作者,将其作为翻译的本原,并以再现原文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从而求得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

然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派却否定了语言结构的封闭性,并主张用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看待翻译。“解构主义”派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差异,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当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转换使原文更加成熟。“解构主义”是从新的理论高度对结构主义提出了挑战。

3.“解构”翻译对原作的创新

3.1 “解构”翻译使译作更具时代感

“解构主义”派认为,作品具有历史性,译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也会受到译者所在的历史时期及各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译作就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例如,清末明初,中国正遭受多国列强入侵,面临被列强瓜分、亡国灭种的危险时期,作为引入西方文学第一人的林纾先生就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作品进行翻译,希望通过译作能给国民敲响警钟,使国民认识到中国正处在危险的历史时期。因此,在翻译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Uncle Tom’s Cabin》时,他和合作者魏易就将此书译成了《黑奴吁天录》。林纾先生曾明确表示:“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当今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林纾,1981,1)。因此饱满的爱国热忱,能够救亡图存,唤醒民心的素材成了林纾先生选材的首要考虑因素。

就连大家公认的主张翻译要坚持“信、达、雅”的严复在译《天演论》时也是以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原作进行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地翻译。他在译该书名时也只用了原作《Evolution and Ethics》的一半。译作的问世使“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并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为祖国重获新生抛头颅、洒热血,翻译成了救国救亡的重要手段。

3.2 “解构”翻译使译作较原作更具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