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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解构”翻译理论及其对原作的创新与伤害

【论文关键词】“解构主义”　原作　创新　伤害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对“解构主义”理论的起源、代表及主张进行了扼要的介绍。随后笔者着力辨析了“解构主义”理论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及“结构主义”的异同,并配以实例从几个方面阐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现实运用中对原作的创新与伤害。

引言

在“解构主义”理论形成之前,西方社会一直传承着“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主义”理论的领袖人物德里达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基础之上。然而,随着“解构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完善,“解构主义”理论以其独到的见解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双方处于水火不容的两个对立面。同时,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也对以索绪尔为先驱的“结构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解构主义”理论在其自身不断成熟过程中得到了人们认可,并在建筑、影视和语言等多方面领域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为这些领域的创新开辟了另一翻天地。

1.“解构主义”理论的起源、代表及其主张

1.1 “解构主义”理论的起源

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反政府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为“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提供了历史契机。学生运动的失败使法国知识界认识到西方当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体系的牢固。他们转而对系统性、结构性概念产生了的普遍的厌恶。从思想的传承关系看,“解构主义”的兴起,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尤其是法国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有一定的关系。战后法国存有多种思想流派,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等。这些思想流派之间相互渗透,为“解构主义”的应运而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1.2 “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及主张

“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有福科(Michel Foucault)、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其中尤以德里达最具影响力。

福科认为,任何作品都是历史性的,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也受到历史时期和条件的制约;作品历史上的各种注解和歧义说明“另一面存在”,体现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差异,使语言本身不能和谐统一。同时,他还对原文的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应该削弱原文的地位,强调译者的重要性。

海德格尔对命名进行了重新认识。他认为人和文本都具有历史性,语言的两个方面中,一方面清晰、完整和有声,而另一方面则晦暗、残缺和无声,命名时通常注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他还提出应该打破命名、解构概念,用其它语言思维解释,而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德里达认为,符号不存在同一性,能指和所指差距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他的这一主张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了引起注意,他还杜撰一个新词:分延(Différance),该词也成了他的理论基石。分延(Différance)取自differ(区分)和 defer(延搁),包含着区分、延搁、播散等含义,暗示着符号本质上是分裂,而非同一。由此,他认为,词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没有终极意义。他还认为,翻译是以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来置换原文,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调节性的转换。 翻译的目的就是揭示那些被丢失或遭压抑的东西,揭示文本的多重意义,并在纯语言中进行转换。

2.“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及对“结构主义”的挑战

2.1 “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它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基础之上,如:男性与女性、语言与文字、真理与谬误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语音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德里达将其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也即在场形而上学”。(刘宓庆,2007:49)德里达将反对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攻击的根本目标。德里达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他还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完善地表现思想,从而达到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

“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原文意义是固定的,原文的作者应处于主体地位,翻译则属于从属地位,译者应仰视原作和作者。他们还认为,译者的思维应定向,应营造固定点,保持原文的相对稳定性。而“解构主义”则不然,他们认为原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原文的意义不固定,原文与译作相互依存,应重视和提高译者的地位。同时,他们还认为,应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原作,应打破僵化,用发散的思维去看待原作,给原作以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