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为提供客观的量化的证据，所得调查数据分为三类，分别是：提供帮助意愿的文化差异、礼貌标记一道歉用语使用数量的文化差异、某些情境中带有文化烙印的特殊拒绝策略使用。

4.1提供帮助的意愿

尽管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对各情景作出拒绝，仍然有部分受试者不能拒绝老师或朋友。表1统汁了两地在各情景中不能拒绝的人数。结果显示在所有情景中，中国调查对象更愿意提供帮助，不能拒绝老师、朋友和家人。考虑到两地拒绝者和被拒绝者而对相同的社会地位、社会距离和年龄等因素而提供帮助的意愿却有差别.只能用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汉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思想使人们觉得有责任去为他人考虑，维护彼此的面子，尽可能不能使对方丢面子。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人主义，个体为他人考虑的程度要小于东方，因此有更多的中国受试愿意提供帮助。这不能不说明中国受试者文化意识对其英语产出的影响。

4.2礼貌标记——道歉用语的使用频率

正如本文理论部分提到的，礼貌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现象。因而，当人们不得不拒绝对方而威胁到其面子时，就要使用一些补救措施来替其挽回面子。最常用的补救措施便是礼貌标记—道歉语，如“很抱歉”、“抱歉”、“不好意思”等。但是不同文化中人们对礼貌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才有了代表西方文化的Leech(1983)的礼貌原则和代表东方文化的顾日国(1992)的礼貌原则。表2列举了两地调查对象在各情景中道歉用语的使用情况。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调查对象在各情景中使用道歉用语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调查对象，而且在大部分情景中都能达到统计上的显着差异。

这是由于以集体主义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强调人的群体性，而美国文化强调人的个体性。中国调查对象更不愿意去拒绝对方，当不得不拒绝时，他们往往尽量减少对对方面子的威胁。同时，这也符合顾日国礼貌原则中的～致原则。因此我们说这一统计数据可以证明母语文化意识对语际语有影响。

4.3带有文化烙印的拒绝策略

情景1中对称呼语的使用可以看作是第一种带有文化特色的拒绝方式。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75名美国受试中仅有2名(2.7%)在拒绝时使用了称呼语;而97名中国受试中就有lO人(10.31%)使用了诸如“老师”、“x老师”之类的称呼语。这一调查结果与顾日国(1992)的称呼准则一致。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长幼尊卑界限明确，不可逾越，当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谈时，通常先称呼对方“姓+职业”然后才开始交谈。这种称呼更多的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而西方文化中却没有这样的习惯，因此在拒绝老师的请求时中国调查对象更多的使用了称呼语。这一调查结果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对大学生英语产生确实有影响。

第二种明显带有文化特征的拒绝方式体现在情景2中的“批评教育”(teachtheotherlflesson)策略。与中国调查对象相比，美国受试者似乎更倾向于教育一下他们“懒惰”的同学，无论他们是否借出笔记。具体对比数据如下：

从表格中统计结果我们不难看出，中外学生在“教育别人”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显着性差异，美国受试更愿意教育一下同学。这一结果可以从顾日国(1992)的文雅准则中得到解释。尽管中国学生不愿将他们的劳动成果一笔记借给同学，可是他们还是会用比较委婉、间接的方式拒绝，不轻易借机“教育”一下同学。因为那样做很不礼貌，而且会使对方没面子，这在注重集体主义思想的中国文化中是不合规范的。

第三种因文化产生的拒绝差异体现在情景6中询问钱的用途。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调查对象几乎没有人询问妹妹借这笔钱的用途，而许多美国受试会问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具体结果显示如下：

显然，两地调查对象在询问钱的用途上存在显着性差异。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更注重血缘关系的话，这一结果便不难理解。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成员是最亲近的关系，彼此之间非常信任，因此没有必要去询问钱的用途。也正如Liao&Bresnahan(1996)指出的：“美国人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理解远远比不上中国人，所以他们才会更倾向询问钱的用途”。

5结语

调查结果表明，汉语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思想、社会等级观念、以及家族观念都对中国学生的英语产生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与美国调查对象相比，中国学生更难拒绝提供帮助，当不得不拒绝时使用的礼貌标记更多，为结束该尴尬局面使用的平均拒绝策略数量远远少于美国学生，拒绝地位较高的人时一般使用称呼语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母语的文化意识确实会影响语际语的产生。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二语教学与学习，并对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些启示。本调查由于受到受试数量和范围的限制，所得结果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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