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功能价值论

潘文国在《语言的定义》一文中概述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具体到汉语言古典诗学，其功能价值主要就是体现“诗言志”，如果撇开儒家诗学的政治传统，直接面对“诗言志”本身，尤其是歧义丛生的“志”，这寥寥数字的确耐人寻味：志即道也。有些作者不言而言，但也存在言而不尽的现象，更有甚者是言而不近。例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即是前者，倡导“理学”的宋诗则是后者。有些学者针对此种现象评论，在本真诗之言的运作中不是人独语自说，而是言说人答，人答归属言说。

汉语言古典诗学作者正是通过言语形式的创新来提升语言的表达功能，进而试图克服“言不尽意”的表达困境，则相对“诗言志”标示的是对原有形式有限性的超越。这些诗歌言语形式的超越性则使诗歌语言的表达功能也获得了超越性，理论上似乎“象外之象”可以使得诗的“意”达到“无穷”的境界。

三、究因“言不尽意”的必然性

语言是思维最直接的表现。学界对汉语和英语表达上的显着区别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言古典诗文“言不尽意”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英汉民族之间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对照于英语民族重分析重理性的思维方式，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则明显突出了整体性和悟性，这一点清人刘开在《拟古诗序》中有相关的表述：“唯其长言之也，而其意始尽;唯其嗟叹之也，故其意始无尽”。

更进一步来说，儒释道三教对汉民族“言不尽意”的思维方式影响巨大，三教都重视思维的整体性与悟性。从语言本体论角度看来，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言可近意并不意味着言可尽意。虽然人类最早的文字形态都是描摹实物的象形文字，但自从分野以后，古汉语在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非表音的表意性文字，而不像英语或法语等语言那样是一种表音文字。因此，汉语言诗文重含蓄、强调意在言外，是汉语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的表现。而这种审美文化心理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汉语民族的哲学思维、语言特点及诗学传统诸因素分不开。

四、“诗言志”与“言不尽意”的和谐统一

查阅汉语言古典诗文的相关文学评论，写景宜显喜直露、写意宜隐贵含蓄是大家的公认法则。写景和写意即使是并列行文，也是分属宾主关系。比如“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的说法，传统的古典诗文美学中，直露自然得让位于含蓄，使得“诗言志”与“言不尽意”和谐统一，相得益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一切景语，皆隋语也。”我们还可以看到屈原的“香草美人”的喻体形象，大部分都是别有深意的寄托。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所追求的也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言不尽意的效果。朱光潜先生在其第一篇美学论文中就把汉语言古典诗词中意境这一典型特征恰到好处地概括为“无言之美”，并指出：“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

言意之辨在魏晋的兴起，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方法论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学取得了统治地位。两汉经学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传授、整理和注释儒家经典，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谶纬迷信，把儒家的经典神秘化、宗教化。经学大兴章旬训诂之学，注经解字，索隐发微，(《汉书’艺文志》)成为繁琐哲学。随着汉王朝的覆灭，思辨的、理性的玄学开始取代繁琐的、迂腐的经学。玄学否定经学的思想武器就是“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