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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

内容提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新的文学形态，一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决定了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走向。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革命性和日常性上，这两点特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作为其宣泄的载体。中国当代文学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体化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体现了当代文学的组织性与合目的性;由此带来当代文学的主体置换问题，在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现实主义的意义建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意义错位到放逐意义再到重建意义的漫长过程。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在现行的大学学科体制中，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合并在一起，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它其实告诉人们，这两个专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在19世纪末期，闭锁的中国开始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一步。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兴办现代报刊，这些现代报刊以城市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基本采用白话文或文白夹杂的语言，以白话文为主要叙述语言的文学作品逐渐在这些报刊中占据更多的版面，这类文学作品可以视为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形态的雏型。但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诞生，却是自觉提出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语言上断然与传统划清界限，强调新文学是以白话文进行写作，坚决反对传统文学的文言文写作。白话文即现代汉语的起点，它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命，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和实践，一个重要的功绩则是催熟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逐渐规范化和经典化。现代汉语的叙述特点、审美特点和它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也先天地注定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和局限。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对待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单纯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引入语言学的方法，而是想通过分析现代汉语生成的历史背景所带来的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进而分析这种特殊性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一文言文而言的。其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移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更好地开发我们独有的精神资源。为了更好地开发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就应该从二者断裂的根源总结起，根源就在于现代汉语对文言文的彻底否定。这也是本文从现代汉语思维人手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理由。

一　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系，现当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形态的改变，而是在于语言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思维为逻辑关系的新的文学体系。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文，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进程中的启蒙运动的需要。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一场思想革命，而这场思想革命则是以语言革命为先导的。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一句话，就是要以白话代替文言，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是指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因为只有采取日常生活中的白话，才能让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的民众能够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反复强调，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必须摈弃不用，而白话则是活的语言。其实，说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景，文言文在当时是通行的书面语言，在传统社会里，它还是活得有滋有味的。如果依胡适的极端主张，还很难看出文言文与白话文谁优谁劣。胡适就说过，要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这样才是彻底的白话文。若真要按这种思路进行文学革命，恐怕白话文是难以战胜文言文的。但文言文只对传统社会有效，它无法处理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不得不合弃文言文，而选定白话作为启蒙的语言工具，于是一种活在引车卖浆之流口中的语言登上了大雅之堂。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思维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日常性，一是它的革命性。现代汉语革命性的思想资源并不是当时的白话所固有的，它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多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在国外直接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想的熏陶，并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翻译和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将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注入到白话文中，奠定了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高玉在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注意到思想革命与语言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反过来说，现代汉语从它诞生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而是承担着革命性的思想任务。“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以现代汉语建构起新的文学时，必然采取的是宏大叙事，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在宏大叙事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日常性思维又将现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紧紧地铆在了一起，生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绚烂多彩的风景，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思维特征上找到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