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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儒家色彩

201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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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儒家色彩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中的一朵奇葩,历来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其中,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研究是《金瓶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氏的《金瓶梅》评点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

首先,强调寓意说。明代诸多论者在论及《金瓶梅》的主题时,都认为该书的作者有很深的寓意。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提到:“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东吴弄珠客序中也明确表示:“然作者自有意”,廿公的《金瓶梅词话》跋中也认为:“金瓶梅传,盖有所刺也。”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同样强调寓意说。他在《寓意说》中认为:“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数百,为之寻端意委,大半皆属寓言。”﹙《寓意说》﹚虽然《金瓶梅》的各家评点都主张“寓意说”,但对寓意说的内涵有不同的解释。东吴弄主客认为是“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廿公的跋认为“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说“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兴化具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为下焉者,既不出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所传……”认为笑笑生创作《金瓶梅》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

而张氏评点中的寓意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主张泄愤说。“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邑,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并进一步解释道:“迩来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得自撰一部世情书,一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结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销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算我今又经营一书……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 ﹙《竹坡闲话》﹚这段话包含两种含义,一、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泄愤著书;二、张竹坡借对《金瓶梅》的评点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我自做我之金瓶梅”体现了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向审美对象的渗透,表明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中带有张氏很强的主体参与意识。其次,苦孝说也是寓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竹坡认为:“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苦孝说》﹚张竹坡苦孝说提出的前提是他接受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王世贞说是清朝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王世贞借此书为其父报仇的传说中体现的这种至孝与张竹坡的孝悌观念一致。

张竹坡在确定了《金瓶梅》的主题是泄愤说和苦孝说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第一奇书非淫书论”。《金瓶梅》从它产生开始就背上了淫书的名号。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词话》序中就明确地说“金瓶梅,秽书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的《金瓶梅》条中,也称此书“坏人心术”,当冯梦龙劝他将此书梓行时,他却说:“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张竹坡第一次提出了《金瓶梅》不是淫书的观点。他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把《金瓶梅》置于和《诗经》同等重要的地位,称“今夫《金瓶梅》一书作者,亦是将《鉴裳》、《风雨》、《泽兮》、《子衿》诸诗细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不愿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淫耳。”把《金瓶梅》放到和《诗经》同样重要的地位。认为《金瓶梅》是在劝喻世人,而只有那些淫人才只会看到此书的淫处。虽然张竹坡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是在发愤说和苦孝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不具备现代的科学性。但他却第一次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给了其一个非常公允的评介,一个合理的地位。这种评价在今天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