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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学汉语、文学教科书解析

2013-01-05

教材内容丰富还表现在课文长度的增加。对于收入长课文历来争议很大,但当时苏联文学教材可以说是一部小型的

但又很完备的苏俄文学史,人选的课文有的很长,如果戈里的《死魂灵》中的第一、二、九章的全部及第七章的部分等等。仿效苏联,我国的文学教材也收入了很多长课文,如从《说岳全传》节选下来的《岳飞枪挑小梁王》,从《春种秋收》节选下来的《最高兴的时候》,从《三千里江山》节选下的前三段以及从《铜墙铁壁》节选下来的最后三章等等。另外,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安东诺夫的《信》等课文也比较长。这些长课文,短的十几页,长的数十页,字数上万。如《三里湾》近万字,《一架弹花机》约1.1万字,《岳飞枪挑小梁王》约2.6万字。从整本教材来看,初中第一册教材达19.5万字,初中第三册达20.2万字。虽说对于长课文进入中学教材是否适宜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总的来说,长课文的增加使教材一改从前教材单薄的局面,特别是在当时信息闭塞、图书资料匮乏的年代,丰厚的教科书对于那些求知心切的青少年学生来说无疑一道美味的精神大餐。

(三)选材经典,注重人文

建国之初,因种种原因,中学语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高雅文学趣味的养成重视不够,1950-1955年的初高中语文课本收入了大量解放区的新闻作品、列宁和毛泽东的政论文以及苏联的红色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时文,这些文章在文字上过分追求朴素平易,过分强调时代性和政治性,因此艺术水准明显较低。而50年代的文学教材在选材上力求精选素有定评的名诗名文等经典作品。在古代诗词曲方面,与1952年版的12本教材相比,10本文学教材中《诗经》、《楚辞》、汉乐府中的诗和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诗大大增加,并且新增了20位有代表性的诗(词曲)人的诗作。古代小说28篇,其中从《三国演义》、《水浒》中各选了3篇。现代小说中鲁迅小说最多,有7篇,赵树理小说有4篇,茅盾小说有3篇。现代诗人中郭沫若的诗最多,选了4首。另外这套教科书的选文也注意到了文学生态的多样性,例如古代诗词从风格来说既选豪放派的,也选婉约派的;从思想上来说,既选积极人世的,也选反映遁世隐居的。

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文学教材的许多选文非常具有生命力,为以后教材编写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一些经典课文如《木兰诗》、《社戏》、《最后一课》等在历年教材中都被收录。

50年代的文学教材还选人了大量的富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从而使这套教科书凸显出浓郁的人文氛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收人大量以爱情为题材的课文是对前期教材编写禁区的重大突破。在文学教材中,表达对异性向往或表达夫妻恩爱的课文,初中教材有10篇,高一年级两册共有17篇。这些充满人情之美的课文,感情格调健康向上,充满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应该说,教材的这种安排对于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有着重要意义,可以有效地发挥了文学作品的美育功能。此外,教材中还收入18篇赞美祖国大好山河的文学作品,这些非常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总之,在那个纯真年代,这些赞美山河和讴歌爱情的作品为当时的文学教科书增色不少,也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具有超越时代而有着永恒价值的文本。

(四)插图精美,引人入胜

遵循苏联注重“教科书的完美构成”的理念,我国50年代的文学教材在版式、装帧、字型、纸张、装订、封面、插图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教材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为课文配置了大量的精美图像,已编出的10册文学教材中共有89幅插图。整个教材插图的数量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大体上呈递减之势,这是与中学生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非常相符的(见表3)。相比于建国初期呆板的几乎是纯文本的形式的中学语文教材,50年代的文学教材图文并茂,形式活泼。插图的种类多种多样,除了一部分是课文作者的肖像外,大量的是反映课文内容、演绎故事中某一部分情景的情节图。例如:初中第五册《祝福》一课的插图采用密集的斜线条作背景,利用黑白相间的手法突出主人公形象,将祥林嫂辛酸而悲惨的命运形象地表现了出来。而高中第一册的《归去来辞》的插图则把悠然的隐士形象活画了出来。此外,《孟姜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孔雀东南飞》、《社戏》、《老界山》、《荷花淀》、《最后一课》等课文的插图都颇为形象,逼真地再现了瞬间情节的内容。

这些插图的出现,使文学课文的内容显得具体、形象、生动,给学生提供了直观形象的感性材料和丰富的信息,它们能激起学生巨大的学习兴趣,特别是有助于学生玩味文意,揣摩画面后的深层意义。另外,这些插图对于发展学生形象思维和审美能力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汉语、文学教科书的反思

(一)汉语、文学教科书影响深远

一是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分科教学以后的情况看,广大师生对汉语、文学分科是欢迎的,对文学和汉语课本还是喜爱的。”那些当年经历过分科教学的人,回首往事,都感慨从中受益匪浅。陈四益先生指出:“在我的经验里,觉得编得最好的一套课本,是高中时代使用的由张毕来先生主编的高中《文学》。从《诗经》起始,迄于现代,《楚辞》、《史记》、《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小说,一脉贯通,选的都是名篇佳作。一路学来,不但有文学的享受,而且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也有了基本的概念。”

二是对后来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影响很深。尽管1958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被中止,但其理念是对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课程改革都呼吁加强文学教育,体现在教材上,就是要在初、高中语文课本中进一步加强文学作品的教学。例如:2000年高中试验修订本,高二全部是文学作品,高三2/3是文学作品,目的就是使学生在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研讨中,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丰富精神世界。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其审美水平,教材中还穿插编排了不少文学史、文学体裁和文学鉴赏方面的常识。从中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汉语、文学教科书的痕迹。

(二)汉语、文学教科书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汉语和文学两种课本的编写时间紧、任务重,后来几册教材甚至是仓促上马,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汉语课本按知识点进行系统教学,有些地方往往并不符合学生的知识水平。“汉语教学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练习作业的运用是否充分、是否恰当。”然而尽管汉语课本中的练习比较多,但不少练习过于浅显。例如,“母亲的兄弟是谁?”等。这些练习实用性不强,无法达到训练学生思维的目的。

文学教材分量过重。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文学教材的内容编排像大学中文系学生所学的课程内容,脱离了中学教学的实际,给教学带来了困难。

总之,20世纪50年代的汉语、文学教科书,作为建国后一次极有价值的语文教学改革的产物,可以说既是灯塔,又是警示牌。在急速变化的今天,如何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体系,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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