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信仰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宋元时期清官文学(包括公案小说、话本、杂剧等)比比皆是。但《金瓶梅》中的清官如审武松的陈文昭府尹、审花子虚的杨府尹,都“极是个清廉官”,但见了蔡太师的书信也无可奈何,让人哀叹即使清廉的官也是体制中人,无法摆脱封建体制固有的弊端。审理来旺儿的当案孔目阴骘,“极是个仁慈正直之士”,“再三不肯做文书送问,与提刑官抵面相讲。两位提刑官以此掣肘难行,延挨了几日,人情两尽,只把他当厅责了四十,论个递解原籍徐州为民。”作者没有给予官员夸张的描写,只是让人们感到他们所谓的清廉也只是不肆意作恶罢了,对上级的指示他们同样绝对不敢违抗的,这种形象一改往昔民间故事中铁面清官据理抗上、无所不能的样子,给予世人更清醒更现实的展示。小说第四十八回也写到清官的糊涂,狄斯彬“为人刚方不要钱,问事糊涂”,人称“狄混”,则清官也不一定是好官,清代高鹗《老残游记》“首揭清官之恶”,其实《金瓶梅》中已经出现这种原型了。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推行,状元近乎成为一种崇拜,元明戏曲中,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只要主人公中了状元,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而实际,若状元出身寒微,仕途也是长路漫漫,有许多屈居下僚,郁郁终身。《金瓶梅》的蔡状元“投在蔡京门下,做了假子”,他缺少回乡的路费,到西门庆家打秋风,已经让人不堪;更有甚者,他在西门庆家惺惺作态,假作斯文,把西门庆比作王羲之,简直令人作呕了。刚刚改变阶级身份的蔡蕴已经全然没有质朴正直的下层品质,暗受贿赂时的老练证明新科状元也不会给人间主持正义,这一个快速历练成型的蔡蕴形象把民间的状元偶像打得粉碎。
善恶报应是民间的重要信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简直成了善男信女的人生信条。《尚书·汤浩》云:“天道福善祸淫”;《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云:“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金瓶梅》对此倒不全盘否定,在某些地方它也讲报应,比如李瓶儿;在有的地方却不讲报应,王六儿与小叔旧有奸情,后来不但没有受到报应,反而得以在韩道国死后小叔配嫂,并且继承了王六儿另一情夫何官人的财产,安稳度过余生。按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因果报应说,怎么也难以解释他们的结局。宋惠莲被逼上吊自杀后,宋的父亲要上诉,被“当庭一夹二十大板,打得顺腿淋漓鲜血”,“不上几日,呜呼哀哉死了”,宋氏一家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陈经济放荡无行,却有一个为他痴情守节的韩爱姐在;武大被害,武二为他报仇;王六儿与小叔通奸,韩道国却为他开脱;作者无心给予读者报应的说教,它展现给读者的,是现实社会的复杂与偶然,是多元化生存方式并存,而非单纯的“因果报应,毫厘不爽”。在此意义上,《金瓶梅》的文化颠覆与反省是并存的。
《金瓶梅》并非作者独出心裁的产物,它对文化的颠覆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明代从万历到天启的半个世纪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就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来说,万历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万历以后,被日益勃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就明代历史说,万历年间是明王朝经过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守成局面后走向彻底衰落、腐朽和灭亡的时期,此一时期,动荡与繁荣、死亡与新生并存交替:社会崇尚金钱、崇尚奢侈、鄙视道德,家庭亲缘关系趋于淡薄,等级秩序发生动摇,人们的行为规范、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都可能被怀疑、被重新审视: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我未之见也。
曾经被宋明理学家所否定、所压制、所要消灭的种种个人私欲,这时候被认为是正常人所共有的,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了,人性得到了部分恢复。当社会从稳定的农业时代向商业与工业时代演进时,旧的生活方式被逐渐抛弃,新的观念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建立,这些必然影响到人们对文化的选择。
汉唐以来,正统文学通过话语符号的选择,确立了属于主流意识和精英文化的规范与理念,并依赖语意的反复强化和扩张来建构正统的人文理想与美学旨趣,这种理想与旨趣由于它自身的封闭性或者说是标的性而变得日益虚假——第一个咏赏雪景的也许是出自情感的真诚,而其后的一批赏雪诗就不无虚假了。金钱物欲的澎湃、市民诉求的加强,鼓动了一个颠覆主流意识、解构正统文化的时代,市民大众期待在阅读中看到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感悟,表达久被压抑的属于自己的文化系统。
《金瓶梅》不失时机地提供了这样一个文本,《金瓶梅》中文化元素的蜕变导致文化自身的解构,它致力于打破已有的文化框架,注重用世俗化大众化的眼光,无所顾忌地表现人性及人生的本原面貌。不惜把某些见不得人的卑微也展示出来,用语浅白直率,不避粗秽。作者是通过戏拟精英文化之话语符号的语境和场景,使置身其中的话语意义逆转而背离原有的文化背景走向市民文化的怀抱来完成这种解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的里程碑意义并不在于文人独立创作的开启,也不在于表面上美学旨趣的化丑为美,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颠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理性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一直被哲学家视为实现人生目的的重要途径;中国中世纪的人们一直认为儒家经典是世之圭臬,社会不够完美不是儒家文化不对,而是儒家文化未得到认真的实施。但在《金瓶梅》看来,世界与人生本来就没有恒定不变的本体,没有绝对正确的价值和意义,理想观念只不过是个人性的感知与体验而已,形而上的思维方式遭到了贬弃。
这种文化反思与颠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商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人们对农业文明的不满,对一统化规则以及世界一元本体的怀疑,这自然有利于破除迷信与盲从,有利于激活创新意识与变革意识,有利于更高程度地实现人性的解放,但在当时条件下,作品这种对正统文化和主流话语的颠覆过于强烈,不仅统治者对它深恶痛绝,禁止它的刊刻流传;就是下层人士也对它存有敌视情绪,深恐误人子弟。这样《金瓶梅》反而不利于文化的更新与进步。
《金瓶梅》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文化的同时,却又放弃了重建文化的努力,它给不出关于这个世界的更新的意义,这又会导致人们文化选择上的无所适从,主体性社会价值放弃,本能主义就会放纵。在社会层面上,否定一切贪官,清官会成为无政府主义;在个人层面上,人会走向醉生梦死的混沌状态。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构成着对人类的天性的某种程度的束缚与压抑,同时却也是人类作为整体得以持续发展的保障,这种保障同样使个体存在成为可能,当这种保障的屏障消除后,人类面对生存将更加危险。人类不仅仅要破坏一种不合理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应该建立一种更合理的价值体系来继续人类的进程,从文学层面上来看,那种反审美的绝望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人类是能动的生命性存在,文学的文化思考正是引领人们走进新的生存状态的前锋。
文化选择必然会影响文学的走向。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到启蒙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一条不断颠覆纠正前者的道路;明中期,当中国的传统文学还在为怎样复古而热烈讨论的时候,《金瓶梅》超越了他们;虽然,书中的重新托生、朝代更迭与皈依佛教等方法仍然难以解决文化的困境(这些是时代的局限)——但在那个时代,出现这样一部极富文化颠覆性的、有着浓厚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巨著,是让人惊讶的,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金瓶梅》颠覆了也超越了它的时代。
梅节校点:《金瓶梅词话》,香港启文书局,1993年版。
孔安国:《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
卢守助:《晏子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谢肇涮:《五杂俎》卷十三事部,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