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论文中，每一论证环节都是通过细读完成的。关于这篇文章的细读，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引出了小说原文中的一段话：

小路延伸，依然的小路，牵引着螺形或塔形的山峰。大地裁剪，白色丝带，舞动古老的水磨风轮，光与色无法保持沉默，倾诉无人之后的忧伤。如果用心灵眺望：山近树远，水安雾挪。一步一折，山路屏风，清理雕刻后的塑像，即或有羊奔兔走，也不影响山峰与田野一吸一放的矛盾，水渠扇形摊开，水草浮动，浏亮清丽已是昨日的背景，只要寻找水的流逝，抬头一眼夜的纯蓝，月光仅是一首逃亡的音乐。

接下来，作者像点评古典诗词一样，一词一句地对这段话进行了细读，让自己对文本的每一点阐释都落实到了语词层面。对“大地裁剪，白色的丝带，舞动古老的水磨风轮”作者是这样细读的，“(这句话)采取了逗号隔离手法，通过阅读过程中心理上的时间停顿，将‘大地’、‘丝带’、‘水磨风轮’凸现出来，动词‘裁剪’‘舞动’则实现了三者物象的上下衔接，使之浑然一体地构成整体意象，获得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小桥流水人家’所传达的意味”。这样的批评语言，在中国当代的小说评论中极其罕见，但并不是不需要。一词一句分析之后，作者总结说，“‘浏亮清丽’是对古典语言模式的戏仿，那么它也就成为古典精神的象征：与之相应，‘夜的纯蓝’则指称了“五·四”以来白话诗文精神(文章作者认为它是对“五·四”作家语言的戏拟)，象征现代人生存的文化语境;那么，‘月光’就成为‘无法保持沉默的’言语叙说，而假晋崽之口的叙述人‘我’便融入作者刘恪‘忧郁’的个人体验。正是这种个人体验的‘忧郁’营造了一种诗意，而这种充满诗意的文字在《蓝》中俯拾即是，从而构成一种以现代手法传达古典韵味的诗意话语系统。”这一总结让我们明白，作者对这一段文字的细致解读构成作者整篇文章逻辑的一个关键环节：借此作者让读者明白了什么是刘恪小说中的“诗意”。接下来作者又通过分析指出了这种诗意的“零散”性。而假若不把“零散诗意”这一命名解释清楚，整个文章的立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在经典作家研究方面，郑家建的《(故事新编)文本的叙事分析与寓意的文化解读》⑥一文用修辞分析的方法对鲁迅先生的小说集《故事新编》进行了深入解剖，显示了修辞批评对经典作家的解读可能产生的方法论意义。鲁迅《故事新编》不仅表现的内容复杂，语言形式与文本结构也十分特别。作者把这组小说的内容、语言、结构都假定为一种修辞效果，试图把对效果背后的修辞手段的破解，作为小说阐释的突破口。作者在文章中认为，鲁迅的独创性才能在《故事新编》中首先体现在对反讽的精妙运用上。鲁迅不仅通过巧妙用词达到反讽的目的，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篇章结构来进行反讽。反讽的运用除了使文本的意义结构变得更精致、复杂之外，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还可以操纵叙事角度，调整作者、叙事者和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故事新编》的结构与意义的复杂性与反讽这一修辞手段的成功使用有直接关系。作者同时指出，更内在地体现《故事新编》文本结构独特性的，是那些“处理细部间肌理”的“纹理”，即小说中独特的意象结构法，形象迭用法及闲笔与空白法的运用。同时，《故事新编》中喜剧性、小丑化的人物形象及大量粗鄙化、世俗化的叙事形态使得文本具有了浓郁的民间叙事的审美特征，产生了集机智、幽默，滑稽于一身的喜剧效果。

在这篇文章中，从对鲁迅反讽手法的讨论，到对文本的“纹理”的分析，再到对民间叙事的审美特征的指认，作者都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尤其是作者有意识地借用了中国古代诗文评点与小说评点中的一些语汇与方法来分析鲁迅那些以戏拟古典为主要特征的小说，给人以恰到好处之感。作者在文章开始就声称，对《故事新编》的细读“将尽可能对自己使用的一些来自西方叙事学的概念，诸如‘反讽’、‘结构’等作谨慎的分析”，另一方面，“更倾向于运用中国传统的小说评点中的所常见的术语，如‘纹理’、‘曲笔’、‘隐笔’等”，这充分表现出批评家方法论的自觉，作者的这种批评观念对当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批评应当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性。

三

语体批评是近年来修辞批评的另一个重镇，这也首先与先锋小说不断进行的语体试验有关。从语体分析角度阐释先锋小说家的创作，与从叙事分析的角度阐释一样，接触到的是先锋小说家创作风格的最为本质的方面。实际上，在先锋作家的文本中，语体实验与叙事的冒险不仅具有同谋关系，在许多时候干脆是融为一体，无法分离的。方克强的《孙甘露与小说文体实验》⑦这篇评论便在探讨文体实验的名义下，不仅讨论了孙甘露小说的语体特征，而且揭示出，孙甘露的小说叙事本身就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文体。作者认为，孙甘露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访问梦境》从语体说就是一篇“反体裁、反小说”的杂语体小说，它是小说、诗歌、散文、神话、寓言、哲学论文、谜语、寓言、语言游戏等诸种元素奇妙的混和。孙甘露的小说还经历了一个由“反小说”向“元小说”(自反小说)的发展。而作者指认的孙甘露小说创作中的“元小说”(自反小说)倾向，既表现为一种文体，也表现为一种叙事策略。从叙事的角度讲，元小说“造成相似相补而相对相悖的故事关系，给人似是而非、亦真亦假的不确定之感。”从文体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无中心无规范的后现代特征”，“事实上更恰当的说法是‘后现代寓言文体’”。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语体批评关注的不是常规语体，而多是具有语体间性的反常语体。批评家发现，许多作家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植入了其它非小说语体。如路文彬在《游戏历史的恶作剧——从反讽与戏仿看“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后现代性写作》⑧一文中就指出，苏童的《丰乳肥臀》中，出现了许多戏拟《圣经》的片段，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受到法国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杰出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影响。而当代小说对其它文体的借用达到了独特的修辞效果：在一些作家那里，通过植入其它语体而解构了传统的小说概念;在另外一些作家那里，其它语体的植入则是突出了小说的反讽意味。著名批评家南帆在《反讽：结构与语境——王蒙、王朔小说的反讽修辞》⑨一文中指出，王蒙与王朔小说的反讽意味与他们对政治话语的戏拟有关。南帆在此文中还对王蒙与王朔运用政治话语的不同方式进行了比较。作者指出，王朔小说借用的政治话语的反讽意味是由小说的角色制造出来，王蒙小说借用的政治话语带来的反讽则是由叙事人发现的。王朔使用的是标榜性、肯定性的政治辞令;反之，王蒙更多使用的是批判性、呵责性、否定性的政治辞令。政治辞令在王朔心目中则完全丧失了分量，人们在王朔的反讽之中体会到的是一种放肆的作派;而王蒙使用的即类似“文革”中间的大字报的政治话语，尽管“已经将实弹射击变成打靶的游戏，但是，枪声仍然有着慑人的余威。”类似这样的分析不仅极其精辟、独到，而且在大量的引证之后，显得言之凿凿，令人信服。

戏拟(戏仿)是评论家们在讨论间性文体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不过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戏拟不仅表现为在一种类型的文体中植入另一种文体，它还常表现为对某类人物语言(包括对话与叙述语言)的戏拟。郑家建的《戏拟——<故事新编>的语言问题》⑩一文，对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中的戏拟进行了详细的分类，通过作者的分析我们发现，鲁迅主要是通过对某些现实人物语言的戏拟，使自己的这些“历史故事”不断穿越时空，达到了强烈的现实讽刺效果。作者认为，在小说集中，鲁迅的有些戏拟是单指向的，“也就是说，作家在对他者‘语言’进行虚拟时，其目的是重在拟，作者所赋予的新意向与它在旧文本中的意向是一致的。”而在更多的时候，鲁迅使用的是一种双重指向的戏拟，“作者在摹拟或虚拟‘他者’语言时，赋予‘他者’语言以一种新的意向，并且这种新意向同‘他者’语言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关于后者，作者又把它分作五类(摹似他人话语而改变其意向;转述他人语言而改变其意向;一个讲述者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表现出与自我主体性相背离的特征;当作者描述一个人物的语言时，有意夸大人物的神态、口吻;语言形式的重复;语言的象声戏拟)，并结合小说文本，对每个类别从方法特征到修辞效果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如关于第三类，作者首先列举了《理水》中文化山上学者们的一段对话，然后分析说，在这里鲁迅有意使文本中的语言成色混杂，比如，出现了像“OK”这样的英语单词，一方面暗示了文本中的语言使用者是某种特定身份、背景的知识者;另一方面，含蓄地讽刺了说话者的洋化媚态;鲁迅在对话中还故意把文本中的语义逻辑简单化：比如，让人物说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是叫做‘遗传”’，这样的“学问”，讽刺了一些所谓的学问家，讲的不过是“老掉牙”的歪理。同时，作者指出，鲁迅在让那些文人谈到鲧时用“咱们的太上皇”、“他先前有些‘顽”’这样的语言，有意夸大了一种亲近感，透出了人物的献媚、卑怯神态。应该说，这样的修辞论分析是十分到位的，对于读者深入理解鲁迅小说的讽刺意味有极大的帮助。

纵览近年来汉语语境中文学的修辞批评，以下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其一，批评家多从叙事、语体、话语、语境等大视角切人文本，有时候也使用词语分析、辞格分析，但这些分析往往是在语篇分析过程中使用，被语篇分析所覆盖的。其实，文学的修辞批评不一定非要采用大视角，有时候，小的批评视角也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批评效果。如刘家思《修辞·技巧·审美——论外文在(围城)中的运用及成因》”⑾一文，作者便是通过对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夹杂的外文词汇进行归纳分类，分析了其修辞效果与审美功能。文章虽然简明平实，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文本不为人注意的一些内涵。

其二，批评家在对文本进行修辞分析时，并没有忘记语言背后的现实、历史、文化与文本的审美意蕴。从本文所引用的批评文章的标题看，不少文章是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对文本进行修辞阐释的，经由修辞论阐释推导出的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有些文章，比如上文提到的郑家建的《戏拟——<故事新编>的语言问题》、南帆的《反讽：结构与语境——王蒙、王朔小说的反讽修辞》等文章，实际上采用了在文章的前面对文本进行集中的语言分析，后面则对文本进行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阐释的方式。因此，担心中国当代修辞批评会走向形式主义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倒是应当强调，对文本单纯的叙事分析、语体分析甚至词语分析、辞格分析，也可以构成一种文学批评，因为它也可能揭示出作家创作风格的某些重要特征。

其三，中国近年来的修辞批评，关注的多为在叙事、语体、话语诸方面偏离了常态的文本，而对常态文本进行叙事分析、语体分析、话语分析的文章却极少。实际上，对非常态文本进行修辞学分析，批评家的阐释空间相对较大，因而做起来相对容易;而对常规文本进行修辞论阐释可能需要更深的功力与更多的耐心，但这项工作并不是不需要有人来做，它可能是一种更具基础性的工作。

在回顾近年来汉语语境中文学的修辞批评时，我们发现，尽管取修辞论视角的批评文章只是同时期批评文章中的极少部分，但在这极少部分文章中，不少文章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与批评境界，展示出了修辞批评的巨大潜力与动人魅力。

注释：

①孙文宪：《话语分析：文学言说中的文化选择一语言批评方法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6期。

②③耿波、许志强：《论中国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l第3期。

③程文超：《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嬗变——现实主义长篇小悦叙事50年》，《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6期。

④见《求是学刊》1998年第l期。

⑤见《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

⑥见《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

⑦见《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⑧见《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

⑨见《小说评论》1995年第5期。

⑩见《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2期。

⑾见《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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