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玛娜珍的诗集《心灵的天际》和散文集《生命的颜色》彰显了一个藏族女子的灵性和慧根。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给藏族女性写作带来新的惊喜。尽管作者没有在意识的层面上着意追寻西方女性主义,从表面上看,白玛娜珍的小说文字没有激烈的女性宣言,但是由于其作品中执着的细节描写,不断叙写的女性幻想,以及对于女性欲望的诗意展示,对于男性主体的欲望叙事模式的颠覆,诗化的语言等等特征,使其作品女性主义特色在所难免。在《拉萨红尘》中,作者以两个年轻藏族女性的不同经历组织故事,侧重于描写藏族女性在多元文化交织的现代社会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细心地描摹都市各色人物的心态,以女性独特的敏感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从内视的角度,透视西藏社会生活的变迁,揭示了金钱、物欲甚至父权文化怎样操纵了拉萨形形色色的都市女性的人生,怎样把女性打入性别与金钱异化的双重文化困境中。小说昭示了女性自我了解和自我表达的语言企图和认真实践的努力。《拉萨红尘》形象地展示了消费社会和城市的商业化急速加剧了人的异化,尤其是女性的异化,城市的挤压既为女性欲望提供了出路,又导致了女性欲望的极端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女性忧患意识和自救精神成为贯穿小说的内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玛娜珍代表了处于现代性体验和男权中心主义“双边缘”的藏族女性的声音,探索了现代西藏人寻找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性”的理性思考。而稍后的《复活的度母》不但延续了《拉萨红尘》浓厚的女性色彩,其中不断叙写的女性幻想,个人话语性质,甚至空间的梦幻化,对传统的小说章法结构的颠覆,使《复活的度母》在主题、叙述风格、写作技巧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讲述藏族女性个体心灵史的作品。小说以琼芨白姆的母亲、琼芨白姆、女儿茜洛卓玛三代女性的生命和经历的链条来构架故事结构,建立了以女性为自然生命形态的叙述模式,女性不再是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主体性存在。小说的女性系谱,不仅有助于表现女性的真实存在状态,也可看作作家反抗父权制的策略设计,尤其是女儿茜洛卓玛的一系列举动,充满了非理性的意味,她的思想与举止有力地阐释了女性主义者艾米莉•狄金森的名言:“讲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反映了时代变迁和藏族女性心灵的蜕变:琼芨白姆母亲在场的缺席、琼芨白姆的委屈隐忍、女儿茜洛卓玛的激情张扬,清晰地呈现了新一代藏族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灵魂诉求。笔者无意于把西方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作家,但是就其创作的现实情形而言,小说以其独特的女性叙事向传统的男权叙事结构挑战,把散文的韵致和诗的意境贯通在故事叙写之中,在行云流水般的抒写中展示了鲜明的女性写作特色以及女性作家对于民族文化和女性生存境况的深沉思考,彰显了藏族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自觉与民族身份认同,体现了当代藏族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关注,表现了作家对女性自我生命的反思与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藏族女性生存、伦理、人格的自省和对宗教、民族文化未来的思考,也表明藏族女性书写已经自觉挣脱主流话语强大的吸附力,进行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书写,使民族现实和历史中女性被湮没已久的真实生存状态浮出历史地表。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指出:“尽管没有天生或是固定的女性特征或女性想象力,女性与男性的创作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女性文学有其独特的属性,有其自成一体的传统。”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在题材、主题、形象、文体、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特点日益彰显。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同时期女性标准是不同的,不同民族的女性面临不同的问题,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有和其他女人不同的经验。历史上,藏族女性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绝不仅仅是性别问题,还有民族、阶级、宗教等方面因素。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汉语文学,大多从自身经验出发描写本民族女性的艰辛和困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不同出身、不同境遇、不同经历的女性的个体经验。正如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一再申述的观点,在多元化的时代,反映个体存在的作品虽然显得很小,但它如果升华到一种人类精神状态的层面,反映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它就会变成非常大的东西。把藏族女性鲜明的个性和多样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以女性特有的声音构建母性系谱,显现民族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即被民族传统道德史、宗教史和政治史所遮蔽压抑的藏族女性生存历史,证明了藏族女作家叙述历史的欲望与可能性。正是在藏族女性作家特有的历史视域的观照下,一个个久经遗忘的藏族女性,从历史的废墟里走出来,带着曾经被压抑被扭曲的生存经验,向读者展示了奇异沉重而凄美的藏民族历史风景。另一方面,由于藏族女作家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与文学相遇,她们的写作在一种特定文化语境即藏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经典文学传统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文化冲突碰撞的特定语境中展开,其间充满着不同习俗、不同信念,乃至不同文化的冲突,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男性中心话语,还有对本民族文化的困惑和思索,她们的写作既蕴含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体现了藏文化的特质。她们的汉语书写,在完成了其女性身份认同的同时,侧重于对民族文化的体认和追寻,对人类共同生存意义的关注和表达。展示了藏族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欣喜和承受民族传统文化危机带来的精神蜕变和痛楚,反思并力图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反省日益广泛的“现代性”危机等等。形成了日益绚丽多姿的藏族女性写作的风景线,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藏族女性汉语写作美学意义上的自立,也彰显了藏族女性文学独特的文化价值。

或许,本文所涉及的藏族女性作家并不认同自己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是,她们的写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具有时代、阶级和民族特色甚至还有潜意识层面的女性经验,从其汉语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她们的写作在叙事方式、写作心理、情感表现、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等层面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与女性主义观点的衔接和女性身份、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虽然其中大多数女作家女性主义文化态度往往是不自觉的、内敛和有节制的,但是其作品含蕴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容讳言,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写作仍然缺乏一种鲜明的颠覆性的写作立场和姿态,自觉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气候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期望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的藏族女性作家能以手写心,以文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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