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言学(linguistics)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威廉希尔app 论文网为您提供语言学论文范文参考，以及语言学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浅析

藏族历史上,广大的藏族普通妇女、女奴没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她们把信奉佛法、吃苦耐劳当成解脱现实苦难的唯一工具。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藏族妇女的教育问题,通过建立各类学校和各种形式的妇女扫盲、文化学习、技术培训等方式,广大藏族女性广泛地接受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藏族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她们以骄人的业绩,成为现代化建设名副其实的半边天。解放前,文学写作对于藏族女性而言,无疑天方夜谭。经过短短的半个多世纪,藏族女性中就涌现了益西卓玛、央珍、梅卓、德吉措姆、白玛娜珍、格央、桑丹等作家,她们成为当代藏族文学发展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改写了藏族女性的历史,使得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沉默失语状态的藏族女性,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逐渐从藏民族历史深处走来,并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书写自己的历史。

“只有将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置放于文学史的长链之中,某些传诸后代的东西才可能逐渐鲜明、清晰、固定,从而被称为文学传统。”相对于主流文学来说,民族文学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无疑处于边缘的边缘。笔者曾翻阅了五套2005年以来国内出版的较有影响并广泛使用的大学中文系各专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只有一套教材设专门章节谈论女性文学,而谈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和作家的教材几乎没有,甚至在当代一些女性批评家那里,少数民族女作家及其作品往往处在批评所不及的角落。处在双重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更是缺乏现成的、连贯的文学传统。于是,受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以及多民族文学影响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不断的文学书写过程中努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实现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身份体认。

第一位发出藏族女性声音的是女作家益西卓玛,她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表纪实散文《山谷里的变化》,电影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和短篇小说《美与丑》,1981年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清晨》,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作为藏族女性的第一个文学书写者,益西卓玛的小说获得了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的意义。她的革命经历使她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了自觉的高度,她没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族别,只是关注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但对母族文化的热爱,使她自然地回归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尤其是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环境、民风民情在她的小说中都有生动表现。她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性别,而女性纤细的感受,融会在她小说的字里行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族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中逐渐受到关注。历史的机遇使得出生在60年代前后的女性作家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藏族女性作家走进了当代读者的视域。央珍、梅卓、白玛娜珍、格央、完玛央金、德吉措姆等,她们在各种体裁领域遨游。这一批女性作家的年龄、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等都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和优势。她们步入文坛的时候,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知识界大量翻译和介绍域外作家作品,各种文艺思潮、哲学思潮等,这一批受到规范汉语文教育的藏族女性作家难免受其影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有在母族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过程,又有接受汉文化规范教育的经历,多元文化背景对这批作家走上文学写作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在经历了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后,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构筑藏族女性写作特有的风景线。

上述女作家中,除德吉措姆等作家采用汉藏双语创作外,其他作家基本以汉语写作。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纤细的心灵去呈现自我,把握世界,展示自己对民族、性别、生命等的独特理解,处处显示出对母族文化之根的追寻和热爱。她们大多选择诗和散文这两种最适宜表现女性情感的文体步入文坛,表达她们个人的情感(包括爱情)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上打下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印记,传达出鲜明而又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生命意识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展示了藏族女性的生命意识及生存状态。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是藏族女性写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无性别的神》被誉为“西藏的《红楼梦》”,“一部客观探索西藏心灵历史的小说”,“塑造了西藏的官员、贵族、僧侣、尼姑等不同阶层的艺术形象,精细地展现了藏族上层的典章制度、生活风俗、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出版前言)。德康家族的二小姐央吉卓玛那双机敏而又仁爱的眼睛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独特视角,作品通过二小姐央吉卓玛和小女奴拉姆的经历和命运,把眼光投向生活于传统藏族文化氛围中的各色藏族女性,展现了她们既遭受来自父权文化的压迫,又隐忍于民族宗教传统文化的精神束缚的历史处境。三所庄园,一个寺院,各色人物,上演无数女性的人生悲歌。而小说中叙述的藏民族的民俗与宗教教规,在作者央珍眼里都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世俗活动和宗教氛围交错置换,不炫耀其神秘,不涉猎其奇异,而是把它们升华为小说的一种艺术境界。央珍在谈及她创作的经验体会时写到:“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力求阐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的‘净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单一的‘落后’和‘野蛮’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灿烂的微笑’的人们,更不是电影《农奴》中的强巴们。它的形象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就在于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的交织相容,它的美与丑准确地说不在那块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著名作家、评论家韩石山评价央珍:“在她的笔下,没有神鬼也没有怪异,一切都那么本色,那么和谐,不回避野蛮,不回避落后,也不消泯它的超凡入圣。她像是在写她的家事,有爱,有恨,这爱与恨常常是交织在一起,难以理清,似乎也不打算去理清,又都那么入情入理。”央珍的成功,不仅在于她能细腻从容的叙事,完成她的艺术创造,还应该归功于其女性叙事的细腻、纤柔与温馨。二小姐央吉卓玛孤独、落寞、无助、苦闷而又躁动不安的心灵的体验在其日常生活场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并固定在文本中,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个特定时代女性的成长过程,同时也实现了作家的个体的性别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稍后,藏族女作家梅卓发表了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这两部长篇在历史场景中体察男权社会的强悍与冷酷,通过扎伊部落和沃赛部落汹涌壮阔、撼人魂魄的一些场景,再现了藏族女性身受男权文化与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的历史。《太阳部落》敏锐地对藏族民众的生存现实与文化给予关注,揭示了藏民族灵魂深处的追求。呈现了大草原上的风雨雷电,藏族部落的悲欢沉浮,权力继承与宗教仪式,边塞风光和异域情调,部落联姻与男女恋情等等,并塑造了伊扎千户索白和女主人公耶喜(卓嘎)以及汉人章子文,老千户的独生子嘉措以及德康家族的奴隶扎西洛哲等人物群像,还原了女性生存的历史处境,展示了女人在父权制文化压制下的隐忍与无奈。桑丹、卓玛、耶喜、雪玛、香萨、阿琼,对爱情有近乎宗教的向往,但是,她们的爱情却屡屡遭遇挫折,充满了悲情意味。她们无力改变甚至反抗自己的命运,只能在怨恨与愤怒之中打发日子,承受与逃逸是她们唯一的选择。如阿多和女儿朵金在面对失败的婚姻与离自己远去的丈夫时,只能用鞭打自己的结婚用品白毡,来发泄心中对丈夫的恨。梅卓一方面给我们展示了这些女性性格当中勇敢、率性、单纯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其在父权制文化、宗教文化压抑下的盲目、愚钝与惰性的另一面,并由此显示男性中心文化对于女性肉体与精神的强暴与征服。在这里,作家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中存在的痼疾深沉忧虑与毫不留情的鞭打,同时也流露出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的爱。作者富有女性特点的细腻的情感描写和人物刻画,成就了一种雄浑厚重的史诗风格。同时也获得了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 在格央《西藏的女儿》中,女性是永远的主角。作者以深厚的宗教文化为参照,立足藏族女性的现实生存境况,在历史与现实的比对中把关注的焦点聚焦在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女性经验上,描写了那些淳朴的藏族女性的宗教情怀,发掘出藏族女性精神气质中缘于宗教的独特光芒,又形象地展示了女性命运被主宰、声音被压抑的苦痛。同时,也揭示了藏族女性在阶级、宗教的掩盖下所处的失语现实。无论是传说中的女神还是普通的人间女子,无论是城镇女子还是牧区女子,都倾注了作者的女性关怀意识。在她的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里,作者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为爱情献身的藏族女子的传奇经历,凸显了藏族女性在底层生活中追求尊严与生命的高贵以及生命中的无奈与困惑,给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西藏社会的历史与风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笔致抒写生与死、爱与恨、忠诚与背叛。在细腻而详尽的书写中,使得藏族女性淹没已久的经验史、文化史、情感史和心灵史得到清晰的呈现。呼唤藏族女性人格独立和自我生命的苏醒,表现出女作家对藏民族历史文化和命运的思考,对藏族女性生命问题的深刻反思以及面对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时的困惑。体现了藏族女性的精神追求和浪漫精神,显示出作家的自觉的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