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汉语新文学通史》的“新”也“新”在研究方法上，它摆脱了各种文学史书写的清规戒律，以一种自由的、自主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来审视历史来评说作家作品。
此书开创了一种批评本体的新文学传统。在著书者看来，由于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中国20世纪启蒙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必然带有强烈的批评意识，即以国家、文化、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批评为前导而展开文学活动。或者说，文学史应该是一部批评史。以周氏兄弟为例，他们在进入创作本体的道路以后，其文学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真正精神，是对人生各种问题的研究，就是一种以批评为本位的文学体系。鲁迅倡导“文学是战斗的”，坚持将文学当作批判的武器，其诸多的文学理念、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都包含强烈的社会批判和人格批判意识。周作人的文学道路，也始终对人生保持批评的状态，他写的散文和杂文同样都体现着这种批评本体的要求。两人都可谓是批判本体的新文学伟大传统的开创者。
由于批评是本体，展示了批评理念的高屋建瓴和批评方式的自由自主，既也可以站在思想理论的高度来审视一切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也可以使文学现象得到理论上的提升。例如关于学衡派的评析，渗透着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说理：学衡派对于传统的尊崇、圣贤的信奉、先哲的虔敬，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一贯倡导的文化道德。其哲学和心理学基础是在理性旗帜下克制人性与情感的泛滥，其论理学思路是通过内心自省和自律达到道德完善，从而形成一种新人文主义的内宇宙观，而其立足现实的实证主义与发扬传统的历史主义相结合又形成一套外宇宙观，这种内外宇宙观的合成指向了人本身，指向了对人的改造和人的提升作远离抽象理念的社会化的现实的探讨。因此，对学衡派的历史定位就不能是简单的“保守”了，而是“虽然偏向于传统却代表着新潮的相当‘现代’的思潮”。例如关于五四小说的评析，实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融会：五四小说的成就在于完成了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上的基本成熟，正是从文体探索的欲求出发，胡适发表理论文章《论短篇小说》，此文又被认为是新文学小说文体意识觉醒的标志，它的问世又进一步提升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叙事写情的艺术质量。
由于批评是本体，文学的文体研究也进入了文学史的书写之中，在各个历史发展的文学转型中，都可以看到“各种新文学体裁的革命性尝试和飞跃式发展”的类似章节。例如鲁迅一章，在写完鲁迅的文化定位、批评本体的开创之后就写鲁迅的文体贡献：从语言革新的角度来看，鲁迅的白话文体创作将语言变革与文体变革真正融合起来;从古代文学文体变革的角度来看，鲁迅打破了以情节为中心的古典小说模式，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注重情思情绪的现代小说文体;从古今中外文学借鉴的角度看，鲁迅的文体创新是取今复古、熔铸中外，别立新宗的。例如对五四文学的文体特点的总结：早期新文学文体交叉杂糅，各类叙事文体普遍渗透着浓浓的抒情美和诗美。从文体自身的特点来看，文体本来难有规范的限制或固定的界说，它随着历史、语境不断地变化，并与作品形成一种动态的对话关系;从时代发展关系来看，由于五四是新旧交锋的时代，五四作家既重视现实人生的关怀，也乐于实验新形式的试验，因而导致文学作品类型的混杂。
在这里，批评的姿态是大胆、独到的，随处可见新鲜的观点和独到的思考。例如，以“边缘姿态”“民粹意识”来定位创造社，“创造社是汉语新文学初创时期最富于现代风貌和品质的文学社团”，“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团体”，其典型性在于以“边缘姿态”发表自己相对激烈但相对统一的言论。这种边缘姿态又带来了一种从边缘人视角审视平民阶层的情感认同，一种弥足珍贵的“民粹意识”。例如，对胡兰成的评价也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他作为一个批判家，眼光独到，风格独特，是坚定的“唯中华文明”者，他的文学评论具有对当时的文坛保持理性的认识、评论自己欣赏的作家、他的批评以人生为根基、以人生的况味为出发点，等等。
在这里，批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的文学色彩和艺术的感染力。在历史事实的陈述和评说之中，既充分体现出作家作品自身的独到个性，又让读者领略到一种审美的体验。例如：田汉的剧作流露出神秘主义的倾向和颓废情绪，带有浓重的感伤情调;郭沫若剧作的浪漫主义精神是“让剧中的古人说出现代的语言”，“激情洋溢，气势澎湃”;丁西林、熊佛西的剧作则以讽刺幽默为特色，但又有些夸张过度。
在这里，批评语言是平和的、生活化的，平易近人，亲切耐读，仿佛是在与读者聊天，唠家常。诸如：陶晶孙，是郭沫若的连襟，在郭沫若筹办创造社之际参与了创造社的讨论，深深了解新浪漫主义与创造社学风之间的关系，在郭沫若的鼓励与敦促下，他的《黑衣人》的剧作带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风格;任天知，有人说他是西太后的私生子，有人说他是日本人的养子，也有人说他是台湾人，还有评论家说他是隐姓埋名的革命家，在文明戏史上是个传奇人物;林纾，翻译小说的方式独特，他不懂外文，通过精通外文的人来口述西方著作，主动权都操纵在口译者的手中，他以古文笔法、古朴顽艳的笔墨介绍西文，翻译的速度和数量惊人，吸引了一大批受中国史传文学影响的晚清读者，是一个以独特方式专事小说翻译的翻译家;李金发的诗歌评论，最早评论李金发诗歌的是他的广东老乡钟敬文，等等。就是这样一些“连襟”、“私生子”、“广东老乡”的字句，不仅是对作家及其创作特色的一种人性化的交待，也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如著者所说，以语种定义文学是一种“学术趋势”。《汉语新文学通史》可能会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其毕竟是在以新的立场、新的视域、新的现代汉语的语言开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新篇章，是一种新的现代文学语言“重写”的现代汉语文学史，是以“中国人的”、“自己的话”创造的“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的学术成果和学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