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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先生的汉语言韵学探究

黄季刚先生曾以“音韵在二者(文字、音韵、训话)为纲领,为先知”的话来定位音韵学的地位,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若将其归于形义,则可为传统语言文字学之锁钥”。徐复先生作为他的嫡系弟子,得以倾听其教诲,得其思想精髓,并多所创建。

一.创立变音叠韵词理论

自程瑶田创作《果赢转语记》以来,传统小学家对于连绵词由于语音关系引起的变化已做了很多研究。这个语言特点的基本规律是相关位置上的音节总是发生同步的变化,如:“叮玲当琅”,“叮”变为“听”,声母由不送气变为送气,那么相应的“当”变为“锁”,亦为送气:“玲”变为“东”,韵母由ang变为ung,那么“琅”也要变为韵母为ung的“珑”。其余的用例依次类推。

后来,沈兼士著《连绵词音变略例》,对这一语言特点有所研究,但是,由于举例甚少,难以观其系统。直到1986年5月,徐复先生在《语言研究集》第一辑上发表了《变音叠韵词纂例》,详细地论述了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并把这种现象所涉及的词命名为变音叠韵词,“把原来不是叠韵的双音节词,通过上字或下字的改读,变成唇吻调利、语音和谐的另一个双音节词。这种变音叠韵的特点,就是变过音的上字或下字,必须与原来未变音的上字或下字是双声(或古声母相近),它的韵部还必须和不须变音的上字或下字同化,要求同在一个韵部或韵近的部里(也包括一部分上古韵部)。”

徐先生的这一理论,受到季刚先生“二物相挟而变”理论及“叠韵词往往互音”理论的启发。“二物相挟而变”理论认为“古声既变为今声,则古韵不得不变为今韵,以此二物相挟而变”,即古声和古韵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促使下向今声和今韵发生变化的。黄先生说的是同一音节声母与韵母之间“相挟”发生的变化,徐先生则是指明具有密切关系的两个音节之间相互影响,即“相挟”发生的语音上的变化。而他的“叠韵词往往互音”理论又认为“凡连绵词其声变者,无不有关于韵,其韵转者,亦无不有关于声。当考异音复词往往一变而为叠韵语,再变为叠字语”。两人的理论最终的落脚点存在的差异较大:黄先生强调的是结果,对于过程缺乏论证,徐先生则强调的是“变”的过程,他深入而系统地论述了异音复词是如何变音为叠韵的。徐先生在继承了黄说的基础上,对这一语言现象作了理论的总结与阐述。

二.将音韵学引向实用领域

徐先生一直主张学术为社会服务,学问为现实服务,读一书同解决问题相结合。他的许多音韵学著作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1.利用音韵的成果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

抗日战争时期,徐复先生辗转于巴蜀、西北等地,就地调查方言资料,风土人情,学习了蒙、藏语言,于1945年3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阔氏读音考》一文,进一步科学地证明了白鸟库吉关于匈奴为蒙古种的历史现实。另外,徐复先生还在1946年发表《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一文,通过两者的对比研究,认为:“汉藏语言,同为单音语系。西藏至唐时始创字母,共为二十,系增损梵文而作者。汉文字母,由反切之演进,而经归纳法以成,虽曾参用梵文,而大半仍袭西藏字母之组织与次第。”这一发现纠正了世代以为守温字母出于印度梵文的说法,夺回了本属中国的“版权”。

2.注意用音韵学知识解决训话难题

(1)从语音上入手来揭示文献用语的确切含义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躁者自余病,即饮以消食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作如是句读者如日本浅川资言,他在《<史记>会注考证》中认为应该在“豆”字处绝句,“比”,字连下读,他引曰:“比,比年之比。”但是,徐先生认为:“当以‘豆比’二字连读,豆比为小豆。《颜氏家训·勉学》有云:‘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明,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土,呼粒为逼,时莫之解。此文豆比正与豆逼音近,故同训小豆矣。”这样徐先生结合古音、方音解决了上述疑难问题,同时还可见古人重音不重形的语言学思想。

(2)利用音韵学知识考证文献时代

徐复先生曾在《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中有过如是论述:“当有了语言上别种强有力的证据时,古韵和语法可以作为次要的证据。”所以,他在考定《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时,根据特殊词语、几个与年代有关的词语以及几个有关称谓的词语这几个方面的证据将这首诗框定在了东晋时代的范围内,然后用这一时代的语音特点予以佐证。

从海晏的《汉魏六朝韵谱》得知魏晋时期用韵情况极为错乱,最杂乱的是鱼模和尤侯韵的杂叶。潘岳的《萤火赋》也是这样叶的,他把殊、忧、游、流、珠叶在一起,反映了晋代一些韵部归并分合的趋向。在诗中“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在这里,区是侯韵,求、留、由是尤韵,敷是鱼韵,跟潘岳的诗的叶韵情形完全一样。并且在这首诗“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里,把兄叶作阳韵,是民歌保留当时方言的现象。从上面用韵看来,它还完全没有受六朝声律的影响,这可以从反面证明该诗不是齐梁时代的作品。

3.利用古韵学知识明假借,求本字。

徐先生的著作《语言文字学丛稿》中收录有《通假字质疑》一文,列举了“熙、哈,宜、仪,比、皂,亭、婷,沈、耽,辄、执,策、懂,沁、深”这八对历代注释家因不懂古音而错解的通假现象,可谓考证精审,要言不烦,兹拣一二略述如下:《晏子使楚》中有云:“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张纯一在《晏子春秋》校注中引《淮南子·椒真》“鼓腹而熙”的例子认为:“熙,戏也。”后世诸本,皆以此为章,并且从语音上讲,两字音近,调类不同,可以通假。然而,徐先生在又见了屈原的《楚辞·九章·惜诵》“行不群以颠越兮,又众兆之所哈”后意识到:熙、戏两字虽然理论上通假是“可以的,但楚国方言的特色没有表现出来,犹为未达一间。王逸的注中说:‘哈,笑也。楚人谓相惆笑曰哈。’这里用楚人的方言来说明屈原的遭遇,解释比较精当。戏是一般的开玩笑,哈则牵涉到人身攻击,看楚王嘲笑晏子的话,就可知道屈原在楚国是怎样受到迫害的。”《楚辞·九章》为爱国诗人屈原在怀才不遇,遭人诽谤嘲笑的情况下所作,而“哈”字定是作者以当时当地语言恰切反映自己心境的言语,再结合在《晏子春秋》中的晏子境遇,倒是再符合不过了。接着徐先生又从语音角度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从古音来看,熙借为戏,虽同晓母而不同部(熙,之部;戏,鱼部);熙借为哈,既同晓母,由同之部,音义密合,不再有隔阂了。”其实,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徐先生在对待通假问题上的严谨态度,它们不仅要音义达到最为密合,而且要符合语法、文风、当时当地的语言习惯等各项要求,方才承认它们可通,否则绝不轻言。

三.对古文“一字多音”语言现象的研究

所谓“一字多音”就是同一字符产生不同的谐声系列。黄侃先生在《文字声韵训话笔记》中曾详细阐述过他的一字多音之理:“一字多音之理,在音学上必须诊明,而后考古始无完碍。”近世古韵师往往执古音无变之论,不得不说古一字只一音。无如古一字多音之论,散见群书,不可悉数。于是方音、讹音、合音、协韵之说,纷然兴起,以补其罐漏。此说之弊最先可见者,即不能解释《说文》形声之理是。凡《说文》声子与声母不同者,皆可由此得其解说也……古人于象形、指事字多随意指称,不以声音为限。”

先生对于这一语言现象有更明确的阐述:“为什么产生异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双声为训与叠韵为训相结合的词,它们本来就有两个词的音和两个词的义,从而在语言上留下了异读的可能。如形声字的读音和他们声旁字的读音,韵母相同,它的声母就有时出现两种读法。”又说:“长期以来,汉语研究中多方探讨的谐声字声母的异同问题,或者用复辅音的观点来解释它,如今提出了联系意义,从双声为训和叠韵为训的角度看。如枚与修韵母相同,即为谐声字,可是声母不同,是因为修字从乡的缘故。修字有乡意义可以证明这一点。修字也从枚,声母上的差异是因为修与筵音义相从的缘故。这个谐声字的声母问题,显然是汉语史上的一个疑难问题。我们并不是要完全排斥前两种学说,音转是存在的,但是音转只能在就近的读音之间有转变的可能。古汉语中,复辅音的存在,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还有待于作汉藏语系诸语言之间的相互比较。更重要的,是要看哪种学说符合汉语历史的本来面貌,各自说明了历史上的哪些音义问题。历史是复杂的综合的过程,我们的研究也应该复杂些,从多方面来研究,最终形成自己的系统性。”

徐复先生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这种语言现象形成的原因,在其训话实践中也常常用“一字多音”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如《正解》的五百四十个部首中有六个部首字列有两个或三个反切。这六部又分四种情况,分别是:第一种是先有一音,后声转为另一音;第二种是因为一字多用导致一字多音;第三种情况是有本音与假借音之别而导致两音情况;第四种是因为方音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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