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一些版本中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有关专家的看法就大相径庭。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

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

从宏观上看，《三国演义》研究在新世纪里要想取得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就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只想提出三点。

1.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既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热”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

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象《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更是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开拓、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严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同时，《三国演义》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积淀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何满子先生超越纯文学的分析，从群众的历史感情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三国演义》确是中国历史小说中第一部成功之作……但是，它之所以拥有这样深广的影响，却不能完全系之于小说自身的艺术能力，不能把三国故事如此广传，书中人物如此深入人心的功劳，一古脑儿记在罗贯中、毛宗岗的账上。”这里更重要的因素，是南朝以来要求理解历史的人民对于三国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的特别关注之情，还要加上各种文艺形式帮助传播之力③。这样的认识，比之仅仅从《演义》自身的艺术成就来找原因，显然更为全面和深刻。又如：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对《三国演义》的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一些学者从人才学、谋略学、管理学、领导艺术等角度观照《三国演义》，出版了多部“应用研究”的著作，就是把《三国演义》当作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当作人生的启示录来进行研究。这完全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应用研究”不是《三国》研究的主体，更不是《三国》研究的全部。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更应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三国演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

2.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对于诸葛亮形象，许多学者都作过精彩的论述，丘振声先生的论文《万古云霄一羽毛》、陈翔华先生的专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④便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代表;而黄钧先生则独辟蹊径，从母题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我国的包括神话、传说、小说在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进过程，必然受到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特别是夸父所留下的“种族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夸父、诸葛等英雄与自然、天命所开展的这一场极其庄严壮烈的竞赛，只能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⑤这样的论述，颇能给人新的启示。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

3.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永远需要突破陈说、提出新见的勇气。二十一年来，许多研究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独立思考，或对陈说提出质疑，或对前人的观点予以发展，或提出新的观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例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欧洲叙事文学理论中“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人物塑造规律，提出了“《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的观点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予以驳议，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刘上生先生则进一步提出新的范畴，认为《三国》人物是特征化的艺术形象以至典型，代表了特征化艺术的高峰⑦。这就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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