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使唐勒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并由此带动了对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但这些唐勒赋早已失传，文学史专著对唐勒赋只好付之阙如。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发现有《唐革赋》残简，共22枚，202字，首简之背上刻有“唐革”二字。 罗福颐先生在《临沂所见古籍概略》一书中认为，唐革即唐勒，并引《毛诗》“如鸟斯革”之“革”，《经典释文》注云：“革，《韩诗》作‘勒’。”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右革”即马之“右勒”。这个结论是可信的，唐革应为唐勒。据考古工作者测定，临沂汉墓的年代上限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下限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则此墓主的生活年代应该早于司马迁，假定该墓主活到60岁，则当出生于公元前200年左右， 与宋玉、唐勒等人的卒年非常靠近。从墓中出土的大量先秦诸子书籍和其他杂书看，墓主知识渊博，读书很广，不致于误把别人的作品当作唐勒的作品加以珍藏。专家们结合序文和简文的内容，认为这是一篇以描写御术为主要内容的赋作，篇题似应为《御赋》。罗福颐先生发现，《淮南子·览冥训》中“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远，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根”几句，实出于《唐勒赋》残简“月徒□□冲星跃而玄@⑨，神奔而鬼走，进退诎信，莫见亓@⑩均论□论义御”。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将《淮南子·览冥训》与《唐勒赋》残简进行对照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类似远不止上述一处，而是有多处相同。据此，他按《淮南子·览冥训》的顺序而将《唐勒赋》加以归类编次，发现在一些简文中如果补充若干文字，便可以前后连贯起来，这说明《淮南子·览冥训》确实引用了《唐勒赋》。淮南王刘安本为西汉辞赋大家，《淮南子》中有的句子是从辞赋化用而来的，因此《淮南子·览冥训》化用《唐勒赋》的语言，与整个《淮南子》的语言风格是彼此一致的。不过《淮南子·览冥训》所要说明的道理，则与《唐勒赋》残简原意不尽相同。在《唐勒赋》残简中，前三个层次的内容层层推进，从人间的良御王良、造父写到天上良御钳且、大丙，御术愈来愈见神奇。虽然在第二个层次中，简文没有保存御者的名字，但参照《淮南子·览冥训》，则大体可以断定所说的御者即为钳且、大丙。第三层写到“太虚通道”、“行雷雷舆”，这也就是《淮南子·览冥训》中之“乘雷车，服驾应龙”。简文第四层贬斥“今之

人”不及古之良御，不懂得御术，因而举步维艰。汤漳平先生推测《唐勒赋》是以御术来说明治国的方法。证之以先秦古籍，《韩非子·难势》一文即以御马之术比喻御民之术。唐勒与韩非同时，他们的观点相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目前除了少数学者尚对唐革即唐勒持保留、怀疑态度，绝大多数学者对上述研究成果表示认同。亡佚两千多年的唐勒赋，终赖汉简出土而使人略窥其貌。〔10〕

《唐勒赋》残简的出土还推动了对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昭明文选》收入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5篇， 《古文苑》收录宋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对《文选》、《古文苑》收录的宋玉诸赋，胡应麟、崔述、刘大白、陆侃如等古今学者举出种种理由，否认这些赋作为宋玉作品，认为赋的进化轨迹是按荀卿、贾谊、司马相如所代表的三个阶段发展，象《高唐赋》、《神女赋》这样的赋只能出现在司马相如以后。这些否定论的观点已广被人们所接受，一些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把《文选》、《古文苑》收入的宋玉诸赋视为伪作。《唐勒赋》残简的出土，使人们以新的目光来审视这些被判为伪作的宋玉诸赋。《唐勒赋》残简和传世的宋玉赋中的大多数作品在形式上大体相同，开头有序，先交代场合，然后引入正文;都采用韵散结合的形式，其韵语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等;一些作品中出场人物也有相同之处，如《唐勒赋》：“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而宋玉《大言赋》、《小言赋》、《讽赋》中宋玉与唐勒同时出现。《唐勒赋》残简与宋玉诸赋的诸多相似点表明，在宋玉时代是完全可以写出象《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赋》这一类赋作的。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除《笛赋》等少数作品外，《文选》、《古文苑》中的一部分宋玉赋出于宋玉之手。这样宋玉对诸赋的著作权，在被剥夺千百年之后，又赖汉简出土而重新夺回。〔11〕

第八，考古文献或者与楚辞的某些内容相互印证，或者揭示了楚辞赖以成长的文化背景。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一批楚汉文物窖藏，其中有一件楚国王宫使用过的铜壶，壶上刻有无角长龙，这在中原文物中极为少见，但却屡次出现于楚辞之中。《离骚》：“驷玉虬以乘珷兮”，《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王逸《楚辞章句》：“有角曰龙，无角曰虬。”楚宫铜壶上的无角龙，便是《离骚》《天问》中的“虬”。抗

日战争时期湖南长沙杜家坡出土的战国缯书，本来属于巫术性的东西，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楚人对于“天”、“帝”、“群神”的观念，和中原大体一致。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记有“先王”、“周公”、“三代”、“天道”、“其君天下”、“天下为之一”、“先王之道”、“君子之道”等，属于论述儒家政治道德的文章。可见中原人物及其政治思想、哲学观念，对楚人来说并不陌生，所以尧舜鲧禹等中原人物出现在《离骚》之中，并非不可思议〔12〕。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夔凤人物帛画，经鉴定为战国中期楚国作品。画中人物为一双手合掌的细腰女婀娜窈窕，旁边还画了代表吉祥的凤和战胜灾难的夔。它形象地说明，屈原作品中抒情状物的种种描写，确有坚实的楚国生活基础。尤其是1973年湖南长沙城东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升天帛画，画中人物头戴高冠，身著宽袍，腰佩长剑，风度俊逸潇洒，神情傲然自若，简直可以做《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等诗句的图解。此外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漆棺画，其中的土伯画像可以作《楚辞·招魂》“土伯九约”的注脚〔13〕。汉墓帛画中的天神形象与《楚辞·九歌》中的诸神也有许多共同之处〔14〕。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 横吹竹笛等等乐器， 其中尤以64件编钟引人注目。这些编钟分三层悬挂钟架，上层钮钟19件，主要用来定调，间或在演奏时补充一两个乐音。中层甬钟33件，为主要演奏部分，有三个半八度音阶。下层甬钟12件，主要起和声作用和烘托气氛。45件甬钟都有两个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甬钟上镌刻的标音位置，就能发出一定音阶的乐音。从这些乐器，人们可以想象出当年楚国音乐繁荣的情形。《九歌》中有盛大音乐场面的描写，《离骚》和《九章》中有乱辞，表明这些诗篇与音乐关系密切。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些乐器，为我们理解楚辞的音乐性创造了有利条件。〔15〕

第九，考古文献的丰硕成果带来了楚辞研究的思维转换，这或许是本世纪楚辞研究的最大进展。从汉代到明清时期楚辞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北方的经学寻找楚辞的文化源头。本世纪初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倡导学分南北，但由于缺少考古文献，他们立论主要还依赖于人们常见的古籍文献材料。本世纪中叶，学术界的主导意见是认为楚辞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楚文化的考古发掘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知的辉煌灿烂的楚文化世界，这些成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楚文化之丰富绚丽，乃甚或在北方文化之上。这启示着人们更多地从南楚文化本身来寻找楚辞之源。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坚持南北文化交融论，但在南北文化二者之中，学者们已经渐渐地把研究重点放到南楚文化之上。

从以上论列的几个方面来看，尽管考古文献还没有提供人们期待已久的关于屈原本人的材料，没有给楚辞研究带来举世震惊的新结论，但从总体上看，本世纪的考古文献已经给楚辞研究带来了很多进展，贡献是巨大的。未来楚辞研究的进展，除了依靠引进外来新理论新方法之外，仍然期待着新的考古文献的发现。

注：

〔1〕本文所说的文献，除帛书、竹简等文字材料之外， 还包括积淀了人文内容、可供研究的考古文物。

〔2〕汤炳正《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 载《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2月出版，第23—47页。

〔3〕刘信芳《秦简〈日书〉与〈楚辞〉类征》， 《江汉考古》1990年第4期，第62页。

〔4〕汤炳正《屈赋新探·后记》，齐鲁书社1984年2月出版， 第426—428页。

〔5〕汤漳平《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 《楚辞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48—259页。

〔6〕赵逵夫《藻辞谲喻， 意蕴宏深——从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看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成》，《辽宁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第50—55页。

〔7〕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4期。

〔8〕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9〕〔12 〕曲宗瑜《从出土文物看〈离骚〉〈哀郢〉的产生时代》，《辽宁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第56—59页。

〔10〕汤漳平《论唐勒赋残简》，《文物》1990年第4期，第48 —52页。

〔11〕汤漳平《〈古文苑〉》中宋玉赋真伪辨》， 《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第157—161页。谭家健《新近发现的先秦佚书之文学价值》，《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

〔13〕郭在贻《从马王堆汉墓漆棺画看楚辞招魂的“土伯九约”》，《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14〕张国荣《汉墓帛画与〈九歌〉天神的比较》，《民间文学季刊》1987年第1期。

〔15〕毛庆《从考古发掘的楚文化资料看屈赋产生的艺术背景》，《北方论丛》1986年第6期，第3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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