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又没花足够的功夫去认真掌握原始资料，对事实的陈述就往往会不准确，甚至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闹笑话。例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误以为《三国演义》“总共写了400多个人物”，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种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大多如此叙述。我早在1984年就撰文指出：这一说法，来源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三国志宗僚》。其实，《三国志宗僚》是根据陈寿的史书《三国志》编列的，其中一些人物，如曹操的几个夫人和大部分儿子，曹丕的几个夫人和大部分儿子，著名文学家阮籍、嵇康等，在《三国演义》中并未出现;反过来，《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如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兄弟，“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在《三国志宗僚》里也找不到。由此可见，《三国志宗僚》并非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根本不能作为统计《演义》人物的依据。根据毛本《三国演义》初步统计，其中有姓氏的人物就有980多人⑧。遗憾的是，一些研究者既未注意到这篇文章，又未认真核对材料，仍然沿袭过去的错误说法，这就不能不影响其论著的科学性。有鉴于此，我于1992年再次撰文，进一步指出：《三国志宗僚》共列511人(按：经最近再次复查，其中3人系重复计算，实应为508人)，以往的学者并未仔细点数，只是约莫估计一下，便提出“400多个人物”之说，即使是对《三国志宗僚》而言，也是不准确的。通过《宗僚》与《演义》的对照，可以断定，所谓“《三国演义》总共写了400多个人物”的说法，乃是粗枝大叶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根据我在《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的《人物》部分所编写的辞条，《演义》总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姓有名的大约1000人，确实是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⑨。这本来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因惰性作怪，竟然成了一个习惯性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引起注意，再不要以讹传讹了。

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演义》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标。

四、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化信息社会，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成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三国演义》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亟需面对、急待开拓的重大课题。

在《三国演义》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数字化和计算机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诚然，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计算机，但只是把计算机当作写作工具和资料积累工具，用以代替笔和卡片;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上网”，但主要用于互相发送E-mail，查询和传递一些学术信息;而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真正利用电脑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的分析研究还处于酝酿和起步的阶段。在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上，大量分散的手工劳动，不仅多有重复，而且难以避免资料的不完整性和由此带来的思路的狭隘性、结论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三国演义》数字化，运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研究，以实现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研究成果的科学化，肯定可以大大加快《三国演义》研究的步伐，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从而使整个研究获得质的飞跃，从根本上提高研究的整体质量，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发展。

根据现有的认识，《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首先应当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目前《三国演义》已经出版多种光盘，并已在多家网站上网。但这种光盘版和网络版的《三国演义》，基本上采用通行的毛本标点排印本，仅仅适合一般读者。要利用计算机对《三国演义》进行真正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就必须将《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全部数字化，这是利用计算机开展《三国演义》研究的前提。只有完成这项基础工程，才能利用计算机开展《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研究工作。

2.利用计算机进行版本比对，包括进行“串行脱文”(homoeoteleuton)研究。这对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化关系大有益处。

3.文本和图像的检索。

4.评语的汇集和研究。

5.建立《三国演义》语料库。

6.建立《三国演义》数据库。例如：人物数据库，职官数据库，地理数据库，战役数据库，兵器数据库，版本数据库，名胜古迹数据库，研究人员数据库，论文、专著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库，均为网络数据库。

《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属于交叉科学研究，要求研究开发人员对于计算机和古典小说都有深入的了解，需要《三国演义》专家与计算机专家密切配合，这是完成这一重要工程的关键。

同时，由于《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需要联合国内外有志于此的单位和人士，多方集资，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资源共享。

五、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

回顾《三国演义》研究走过的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工作环境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由于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不同，外国学者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往往与中国学者颇有差异，也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中外学术界同行之间，都应以诚挚而恳切的态度，开放而自信的心态，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

试以《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为例。当我们还误以为明代的各种刊本均出自嘉靖本时，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1968年就率先指出：明代万万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1976年，澳大利亚著名华裔学者柳存仁教授撰文，对轻视《三国志传》的偏见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万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 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Anne E. Mclaren )、日本学者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等，也对《三国》版本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 。到了九十年代，英国学者魏安(Andrew West)出版专著《三国演义版本考》 ，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其论述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这些研究，对中国学者很有帮助，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好评。反过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版本研究和整理中取得的成就，也受到外国同行的高度重视。这种彼此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进展。

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俄罗斯学者李福清(Riftin)博士对《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日本学者大塚秀高教授从通俗文艺作品发掘《三国》人物和情节的渊源的研究，等等，对我们都具有启发意义，值得认真借鉴。

可惜的是，由于渠道太少，中外《三国演义》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至今还很不充分，在互相传递研究信息、互相吸收研究成果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外学者的合作转化为《三国演义》研究的累累硕果。

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降临。展望《三国演义》研究的前景，我们充满信心。让我们以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使这部古典名著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注释：①原载《小说月报》二十卷十号(1929年)，先后收入郑氏《中国文学研究》(上)(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版)及《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②参见张颖、陈速：《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③何满子：《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以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

④丘振声：《万古云霄一羽毛——诸葛亮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见注③。

⑤黄钧：《欲与天公试比高——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浅议》，载《〈三国演义〉与荆州》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⑥傅继馥：《〈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

⑦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第3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⑧详见拙作《〈三国〉人物数更多》，载1984年6月23日《四川日报》。

⑨详见拙作《〈三国演义〉究竟写了多少人物》，载199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先后收入拙著《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第1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⑩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68年。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亦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马兰安：《〈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日本《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上田望：《〈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日本《东洋文化》第71号。以上文章的中文译文均收入周兆新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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