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坚持科学研究精神的同时，也有人能够注意发掘古典文学中的人文意义，对于人性、人情、人道精神等给予相当的评价。做这种工作的人多是非阶级论的“人性论”者(如“新人文主义”者梁实秋、闻一多等)，当时他们被左翼文化阵营视为“革命文学”的反对者，但事实上他们是作出了学术业绩的，对于在本时期内兴起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作了重要的补救。

(六)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的科学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一些近代人文方法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有利于从多角度、多侧面去揭示古典文学的丰富内涵。闻一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史料实证研究的同时，运用多方面的人文学科手段，从他那诗人的敏锐感觉出发，对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如《诗经》、《楚辞》、唐诗等，作了出色的解读，

揭示了许多常人不易觉察的含义。而中外文学交往史、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也在本时期开展起来，并且涌现了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

(七)在研究对象的把握上，也更为全面，在学科领域的开拓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文学史上各时期的文学，少有遗漏，如辽、金、元文学，一向被忽略。而本时期竟颇受论者注意，仅1934年内，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两本有关研究著作，作者一为吴梅(《辽金元文学史》)，一为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对于各种不同类型杂体文学的研究，也少有忽略。此时期小说、戏曲的研究早已蔚为大观，毋庸多说;此外对各种民间文

学如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故事、佛曲、弹词、鼓词等，各种杂文体如游记、日记、诗话、词话、笔记等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展开。其中如沈雁冰对神话的研究，顾颉刚对民间传说的研究，郑振铎对各种“俗文学”的研究，皆取得了开拓性成就。

以上所归纳的前四点基本上为深化的表现，后三点则为多样化表现。总之，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深化、多样化，意味着学科近代化的逐渐平稳成熟，是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特点。

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二大特点是唯物史观的确立。唯物史观在五四时期即已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皆曾撰文多篇，阐发其大旨，如李氏所撰《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 年)、 《史学思想讲义》(1920年)等。唯物史观在20年代迅速传播，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连丁文江、胡适这些“科学主义者”、“实验主义者”也略有濡染。然而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却迟至1928年才真正有所

进展。是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使双方都在文学理论上有所进步，向着唯物史观的方向前进。但关于古典文学问题，双方又都无暇论及。而此时远避日本的郭沫若，却因客观环境限制，正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完成(1928—1929年)，使他率先成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第一人。作者自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2〕书中运用唯物史观， 对商周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了研究，提出西周奴隶社会说。《尚书》、《诗经》为该书主要研究史料，也是研究对象，作者以唯物史观解读《诗经》，发掘出不少前人不可能认识到的含义，这是《诗经》研究史上一大突破，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一大突破。自此，唯物史观在三四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唯物史观进入古典文学研究，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具体表现为：对于古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能够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方面去寻找必然原因，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对于古代作家作品，能够根据当时的阶级关系情况，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作出历史性的价值评判，避免以抽象的道德伦理观念去看待古人;对于文学的变化演进，可以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去加以统

摄和把握，去总结古典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些优点或长处，是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及其他任何文学史观所不具备的。三四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不少人在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作出了各自的成绩。不过时间先后，情况也有所差异。总的说，30年代是开创阶段，虽然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尚显粗疏;而40年代后则有所改进，走向成熟。对此，只须将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两相对照，即可了然。谭著出版于1933年，为早期唯物史观文学史之代表作。书中完全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阶段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为纲，来设置章节，如第二章的章目为“原始封建制度时代的文学”，内设三小节，节目分别为“封建制度的确立”、“贵族生活的反映”、“农民生活的反映”，全书大体皆如此。这就不能不显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作者不是从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得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是将古代文学往现成的规律里分门别类地装进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写成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下卷写成于1943 年， 出版于1949年，可以代表40年代的水平。刘著同样贯彻着唯物史观，书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阶段以及阶级关系等，大体上采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成说，而对于文学发展的复杂情况，也给予充分的注意，努力阐明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其论述既含唯物史观原理，又如实分析了“流品很杂”的历史实际状况，克服了简单化弊病，显示出较强说服力。刘大杰文学史的优点不止于此，但就在这一方面，已显出

其高于众作一筹。由此可以说，至40年代，唯物史观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已臻于初步成熟阶段。

本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全国大学数量比前一时期增加不少，出版事业也续有成长，尤其是30年代，为旧中国出版最繁盛时期。在此背景下古典文学工作者人数较前一时期增多，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家，新一代研究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钱锺书、刘大杰，他们的治学性格和作风各异，专长也不同，但都表现了知识广博、功底深厚、富于才华、有创造力、学术个性突出的特点。他们

所取得的总体成就，未必超过前一时期的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但就研究性格言，无疑近代化特色更加鲜明。这也是与整个学术发展阶段的性质相联系着的。

三

第三时期为古典文学研究由多样化转为统一化的时期。统一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诞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学术思想言，自此进入了唯物史观一统天下的时期。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被纳入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毛泽东早就制定了这样的方针：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3〕这一节论述为古典文学工作者熟知，但是就在这一节文字之前，毛泽东还提出了另外一点，即：“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4 〕其实，这后一点是观念性的前提，非常重要。而1949年以后的实际情况，也正是一方面在党和政府倡导下，对古典文学做着“清理”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着批判唯心论的进程。这两方面几乎是交织着进行的。由于前者是日常的一般工作，后者却常以批判运动的方式进行，所以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

本时期总共近30年，几乎经常性地处于批判运动及其短暂间歇之中。这些批判运动和斗争，几乎都波及古典文学研究，有的就是直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展开。当时毛泽东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包括“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5〕这样的学术自由内容。然而实际上， 由于批判运动的频繁进行，这里所说的“自由讨论”没有可能进行;相反，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是用政治批判的方法去解决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典文学研究者所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改造思想，批判唯心论，树立唯物史观，来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即使如此做了，有时也难免受批判，因为批判实际上并不限于观念上的唯心论，还有其他诸多非观念性因素可以使古典文学工作者成为被批判对象。在本时期将近30年的时间跨度内，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成效与批判运动的紧张程度成反比：50年代前期较好，50年代后期较差，60年代前期因有三年自然灾害

，批判运动暂歇，文化学术环境稍为宽松，古典文学研究成绩又稍好，然而1963年末运动再起，且变本加厉，直接过渡到文化大革命。正常的研究工作根本无法展开，整个学科处于被取消状态，时间长达10年。

尽管如此，本时期内古典文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在50年代初，政府曾号召重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这里包括振兴京剧和各地方戏曲，重视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也包括整理和普及优秀古代文学遗产。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过社论，《文学遗产》也就在那时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创办了。当时在国家干部和青年学生中，学习古典文学的空气颇为浓厚。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编选古典文学读本的热潮，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前期，产生了一批质量

较高的选本。这些选本，深入浅出，既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又体现相当学术水准，当时影响很大，将古典文学精华普及到群众中去，实为史无前例，功不可没。

(二)古代文学史实和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奋其所长，也作出若干成绩。因主要为史料处理工作，牵涉思想观念问题较少，以故受到极左的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也小，其学术质量反而较有保证，如郑振铎等主持编纂的《古本戏曲丛刊》(一至五辑)，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

局出版的一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陶渊明卷》、《白居易卷》、《范成大杨万里卷》、《陆游卷》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上、中、下)，等等。这些著作，因其材料丰富，切实详明，无论作为工具书或研究的参考资料，都颇有用，可以说在学科的基本建设上有添砖加瓦之功。

(三)对某些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认识有所加深。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对古典文学领域中的一些问题曾展开讨论。讨论的总的出发点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学。所讨论的问题，有的理论性较强，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中间作品”的有无及评价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问题，等等。有的问题较为具体，如关于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关于曹植评论问题的讨论，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关于《长恨歌》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清照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琵琶记》问题的讨论，等等。通过这些讨论，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多少有所深入。但是由于当时的思想理论环境“左”的倾向相当明显，所以这些学术问题的讨论也难免出现“左”的偏差;又由于“左”的倾向愈往后愈强烈，所以这些讨论到了后来，学术性逐渐淡薄，而思想批判甚至政治批判的色彩愈加浓重了。在那些理论性较强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本来是一个学科理论问题，在50年代还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但时至1963、1964年，就几乎变成一个思想政治问题，学术讨论也变成了思想政治批判。

(四)文学史的编写。50年代后期，与全国“大跃进”同步，曾兴起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同时，也展开了关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讨论。在讨论中，对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史的规律”、“民间文学主流论”等带有机械唯物论色彩的论点，有所克服，何其芳的论文《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59年6月)具有代表性，文章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阐释，说理较透彻，带有总结性质。在此基础上，60年代初产

生了两部分别由游国恩等编写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产生于批判运动的间歇期，也是本时期内学术环境最宽松之际，所以比较能够体现实事求是精神，能够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

本时期的学科人才，大体上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由前一时期即解放前过来，他们多是大学教师、编辑等专业工作者，有的早已是知名教授，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进入本时期后，他们一方面工作、生活得到较好安置，另一方面却被视为“旧知识分子”，成为长期改造对象。虽然当时有明确的政策：“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

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6〕然而在迭次运动中， 他们鲜有不受到这样那样批判和冲击的，他们中“许多人”其实颇为真诚地努力改造自己，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总是”不被认可，直到70年代还被称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略作比较即可发现，许多跨越了前一时期和本时期的古典文学专家，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前期多而本期少。原因当然不是他们前期努力著述而本期疏慵懒怠，实在是思想压力大而运动又频繁，影响他们集中精力从事专业研究。一些优秀专家正当盛年，却成果不多，甚至处于半搁笔状态，这是惊人的人才浪费，令人扼腕叹息!

另一部分人才为本时期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至本时期末亦已不年轻)，得益于1949年后教育事业大发展，这部分人数量较多。他们虽然年龄较轻，在新的教育体制中接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但他们自己还是被定性为“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仍须改造世界观，仍须不断地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有不小的精神负担。这部分古典文学学者

不乏有才华者，但在知识结构上存在弱点，主要是知识面褊狭，专业基础不够深厚，外语水平普遍较差，不能跟老一辈学者相比;而部分人还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形成了用简单化了的唯物史观观察问题的思维惯性，以简单的阶级分析法应付复杂的文学史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他们提高研究水平形成不小的阻力，此时代使然，非个人之咎也。

本时期有一位比较突出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是不能不提及的，他就是何其芳。在本时期学科统一的大背景下，何其芳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发表过一些相当大胆的言论。比如他曾说：“在文学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和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带有中间性的作品。”〔7 〕他在论述典型问题时还多次强调“典型性并不完全等于阶级性”〔8〕。看得出来， 他总是努力在历史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法之中，寻求一种灵活性和中间地带。他还常常在一些讨论问题的场合，充当“纠正”极左思想的角色;在他所作的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报告中，也总是强调对文学遗产的实事求是态度，如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上的报告《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文学》(1960年)，就以主要篇幅，批评某些“偏向”，而“偏向”中以“左”的东西为主。为此，他常被某些人目为“右”的代表，而遭到攻击。何其芳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以《论〈红楼梦〉》(1956年)分量最重。这是一篇长达9万字的论文，也可以视为一部专著。 文章全面论述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分析了书中着力描写的人物形象的复杂性，评价了它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文章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思想，但论证是严密的、切实的，而且还指出《红楼梦》中寓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示着他特有的理论上的灵活性。这也正是他的研究个性所在。在本时期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中，《论〈红楼梦〉》达到了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因此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