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的批判
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贝尔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的异变过程中，贝尔又从传播者(文化大众)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通过这两项剖析，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认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包括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起着瓦解破坏作用，而且由于大众文化内容本身的娱乐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们丧失了超验的信仰，而这是造成文化失去聚合力，导致西方社会领域断裂的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贝尔在一定程度上还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中，看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机制——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60)在市场成为经济与文化的交汇点后，“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35)贝尔蕴涵的意思无非是说，大众传媒之所以要迎合中产阶级享乐、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对流行艺术的倾泻，是因为文化大众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因此将艺术的思想迅速地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尽可能为社会提供娱乐性的文化消费品。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导致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负面的社会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霍克海默(Horkheimer, M.)、阿多诺(Adorno, T.)、马尔库塞(Marcuse, H.)等，把大众文化(他们称为“文化工业”)看成是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认为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实行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的，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殷晓蓉，1999)。贝尔尽管也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并且同样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但他是从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破坏作用的角度加以批判的，正如同他把现代主义看作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而加以批判一样。问题是，西方社会的大众传媒是否脱离开了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而变成了它的对立物了呢?其实不然。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是因为西方社会在20年代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维持一种理性、持重的社会秩序和组织形式，但在消费领域却不断刺激享受、消费的需要，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和维护。至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虽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起到破坏作用，但这是一种“驯化”了的破坏作用，因为大众传媒把现代主义文化对社会的强烈震惊，变成了花哨浅薄的生活时尚，在庸俗化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破坏作用。事实上，大众传媒在西方社会一直起到“排气阀”的作用，资产阶级利用大众传媒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力，使大众文化成为操纵和麻醉人们意识和情绪的有力手段，使他们安于消遣、安于现状，变成“嘻嘻哈哈的一群”，这就是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即使有反社会的倾向，也不会遇到来自上面的阻力的原因。更何况，大众传媒作为一种赚钱的行业，只有迎合大众的口味，把大众传播手段和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维持一种理想的商业行情，精明的资本家自然要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大众文化捧场(周绍珩，1989：192)。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贝尔所说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树立、文化大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表面上的。相反，倒是马尔库塞等人说得对，他们认为文化的自我表现冲动，已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并将它转化为商品(发达工业社会借此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现代主义的衰竭正说明它已同资本主义“相互认可”(38)。但贝尔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仍旧标榜自己的颠覆性质的现代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找到了归宿，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一种来自宗教信仰的文化，便反过来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的规范;然而，文化内部的这种混乱，只会促进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的瓦解，从深层结构上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196)。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不单纯是一场文化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文化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其背后就有大众贫困的蔓延、黑人争取平等运动、青年的异化、越南战争等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贝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注意到了文化变革背后的社会根源，如他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人口的增长、都市的出现、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命，特别是20年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剖析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崩溃以及享乐主义的盛行;再如他把现代主义生成的原因，归结为技术革命造成的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现代主义者捕捉变化之流的努力。但贝尔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青年时代一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成名后在同行中也博得了“精通马克思”的声誉。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生成还有一个原因，即宗教信仰的泯灭、超生希望的丧失，导致了自我意识的危机，而现代人拒不承认这种人生的大限，坚持不断的超越(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从而使文化和经济领域发生激烈的碰撞。事实上，资本主义技术—经济领域内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把人日益贬低到角色和功能的位置，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现代主义，正是对这种“非人化”的社会结构的反动。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和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也基本上是在文化领域内解释文化，他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贝尔反对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把社会视为由一个主导性原则制约的磐石一块的整体，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社会(技术—经济)结构、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断裂对立的学说，而且不相信“社会结构‘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当今文化的独立性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引起的变化，并不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产生的。”(贝尔，1984：49)贝尔这一世界观与他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常常自相矛盾。
贝尔自己反复强调，他“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21)贝尔一生也先后经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的冲击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复杂的立场。“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即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纲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公众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尊严。”(赵一凡，1989：5)贝尔复杂的立场不但决定了他论述中的自相矛盾，更决定了他找不到解决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答案。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题，目的就是探讨60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文化危机，因此才对曾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教伦理的现代西方的命运，做出百年回溯和断代分析，但最后得出的答案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圣性的复归”，表现出一种风烛残年的缅古怀旧之情。他为后工业社会设计出的他称之为“公众家庭”理论的新宗教或文化崇拜，实质上是揉合了他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社会改良方案。他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价值的需要，力图使资本主义社会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这一立场决定了他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温和的，也是不彻底的。
资料来源
丹尼尔·贝尔(1984)：《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丹尼尔·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三联书店中译本。
李彬(1993)：《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张隆栋主编(1993)：《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绍珩(1989)：《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
赵一凡(1989)：《贝尔学术思想评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
殷晓蓉(1999)：《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传播学》，《学术月刊》第2期。
傅铿(1990)：《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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