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贝尔眼里，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的瓦解和享乐主义的风行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第一，贝尔把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看成是“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102)而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正是技术革命“借助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打破了农村的孤立状态，并且破天荒地把乡村纳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会”(112)，从而造成了小城镇主导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局面的终结。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觉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首次向拘谨而陈腐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和清教传统发起攻击。这场自称为“解放”的运动，是一股从欧洲吹来、登上了美国海岸的现代主义之风，一直延续到20年代消费道德观的建立，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运动中又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延伸。

第三，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116)

第四，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118～119)。

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使资本主义丧失了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仍沿用新教伦理业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但在消费领域却刺激娱乐、放松和纵欲的风气，结果导致了人格的分裂：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放浪形骸”。“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118)贝尔认为这只能造成人们灵魂的空虚。

据贝尔看来，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不过，贝尔主要还是从传播内容剖析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功能的，他对大众传媒负面功能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以它为载体的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批判。

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出现)，只是导致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瓦解的一个方面的根源，另一个直接因素便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冲击。

贝尔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遍及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所有艺术领域，并波及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文化思潮或文化运动。现代主义以19世纪中叶自封为“先锋派”的现代文艺为开端，先是在艺术领域否定资产阶级价值观，后来又通过割据飞地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便开始向传统文化发动攻势(如对清教传统和小城镇生活方式的攻击)，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时至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已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它彻底破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合流，便演变成了其极端的形式——反文化运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裸体和性反常，渲染吸毒的致幻经验和摇滚乐的大吵大闹，如此等等。于是，现代主义文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叛，完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原来局限于少数精英中的艺术自治发展成为渗透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楷模。

据贝尔看来，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除了其自身内在逻辑(如形式上松散零乱、一味翻新，结果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它还受到了“文化大众”的侵袭和改造，而这一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另一负面功能的体现。

贝尔所说的“文化大众”(cultural mass)，不是指文化的创造者，而是那些为文化提供市场的人们。其中的许多人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高教、出版、杂志、电台、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和时尚界工作，在这些范围内影响和形成文化产品的普及，同时为更多的大众文化受众生产通俗的产品(Bell,D.1980:289)。文化大众的数量同整个社会相比虽不算多(贝尔估计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但他们由共同的文化气质粘合成群，形成强大的阵营，目前即使不是支配却也实际影响着现代文化设施。不难看出，贝尔所谓的“文化大众”，属于“社会的知识和传播行业中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80)，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中产阶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管理人员队伍、白领阶层以及具有较高专门技术的技术工人)的文化趣味。

贝尔认为，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首先是由艺术家来定型的。过去的先锋艺术曾惨遭观众的践踏，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他们需要从文化上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予以判明和确认，于是开始敬重、接受和追随展览馆、商业性画廊和新闻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制造出来的文化见解，成为资产阶级“敌对文化”(现代主义文化)的赞助者。

然而，贝尔进一步指出，最先由先锋艺术家定型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表面上假装尊崇高雅文化，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正如中产阶级流行杂志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90)。大众传媒于是迎合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在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等方面为他们引路，原来仅限于少数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传媒的巨大屏幕上展现出来，“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36)。就这样，现代主义通过文化大众的普及和模仿而变得非常时髦，文化大众成了高级文化的饕餮之徒，现代主义的实验形式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象征符号，艺术风格成了时髦娱乐的同义语。

贝尔力图超越美国60年代那场有关大众文化的论战，但他无疑是一位精英文化论者，尽管他对瓦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主义同样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眼里，传统现代主义就其作为一种艺术追求而言，即为人类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塑造了人们的象征性表现方式。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把幻想与快感带进生活，把艺术变成了行动，只对社会起到颠覆作用，再也难以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的价值意义了。尤其是与享乐主义、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艺成为了文化大众的公有财产，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已变成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资本主义文化日趋琐碎浅薄、粗鄙无聊了。贝尔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就是其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这是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大众文化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然而，“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132)贝尔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75)，他寄希望于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拯救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