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正确地把握文艺与政治互相渗透、融合一体的辩证关系，是周恩来同志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文艺主张。他明确指出文艺“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3)在他看来，文艺与政治内在的审美联系应该统一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即通过文艺的审美特性去体现符合人民需要、利益、要求和理想的政治。在今天，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就是通过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形式去表现和协助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文艺为入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目的。文艺实践证明，只强调政治对文艺的指导和渗透作用，而忽视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形式对政治的深层影响，用政治冲击、取代艺术，就阻碍文艺的繁荣发展;相反，只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形式，提倡脱离以至背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政治标准，用艺术排斥、抵消政治，甚至将文艺凌驾于政治之上，就导致文艺迷失方向以至堕入歧途。这两种倾向，都必然对文艺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发展造成危害。只有强调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实现文艺与政治的完美统一、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才是有益的。离开了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个基础或前提，文艺就不是为人民人众的文艺，政治也不是人民大众的政治，那还谈什么社会主义文艺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关系呢?

社会主义文艺的首要问题，在于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彻底解决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和处理文艺与政治这一审美范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作过精辟论述。他在《延座讲话》中，着重论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之后指出：“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渭‘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因为忽视文艺的政治思想倾向性，或者忽视文艺的艺术性，都不能使文艺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道路繁荣发展，都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只有文艺与政治互相渗透、融为一体，才符合人民的利益，才能求得文艺的正确发展。因此，周恩来同志向来旗帜鲜明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标准，同时也极为重视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标准，主张以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为科学的艺术原则。当人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产生各种糊涂观念，反对一切“政治框子”时，他却对“框子”作了辩证的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有的是大框子，井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使之无产阶级化，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来比较，那些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缩小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东西的小框子，是错误的”(4)在这里，他首先主张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有“最伟大的框子”，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或政治标准;其次才是反对那种损害文艺审美特性，束缚文艺繁荣发展的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他所说的“最伟大的框子”，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其中文艺观方面，它的核心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或政治标准。实现这个方向，符合这个标准，才有可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文艺，帮助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揭示未来。这种“伟大的框子”，其审美范畴该有多大!作家艺术家自由创作的天地该有多么广阔!因而它决不会束缚文艺的繁荣发展，只会确保文艺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永不迷航。因此，社会主义文艺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这个“最伟大的框子”。一旦丢掉，文艺领域里就会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这是勿庸置疑的。在这方面已经有沉痛的历史教训。他所说的“小框子”，是指损害文艺审美特性的发挥，束缚文艺繁荣发展的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各种政治枷锁。因为它们违背文艺规律，随意被利用来对文艺横加干涉。不反掉这些政治“小框子”，社会主义文艺就不能解放生产力、创造力。

我们认为，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既不可没有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最伟大的政治“大框子”，也要尽可能的避免出现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政治“小框子”。我们不一般地反对框子，要看是什么样的框子;不能把一切政治都说成是文艺的枷锁，要看是什么样的政治：一言以蔽之，要看它们是否有利于繁荣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然后采取不同的态度，这才是正确的。我们要警惕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混淆政治“大框子”与政治“小框子”的界限，危害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繁荣发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以住许多套在文艺脖子上的政治“小框子”，大都是对政治“大框子”加以“缩小”而成的，实则是对政治“大框子”的歪曲和篡改。在这方面有历史的教训。譬如，把《延座讲话》中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加以歪曲，“缩小”成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只能歌颂，不准写“中间人物”，更不准写落后人物。周恩来同志早就指出：“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5)又如，把革命战争时期和存在着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期提出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缩小”成为文艺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以至为多变的具体政策服务，甚至规定“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针对这种清规戒律，周恩来同志曾及时指出“对创作题材不要干涉过多……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6)。再如，把《延座讲话》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统一原则，“缩小”以后便歪曲、篡改为政治标准唯一，政治可以冲击艺术。对此，周恩来同志认为，文艺不能没有政治标准，也不能没有艺术标准，需要文艺与政治的完美统一。“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分析来着问题，而是从唯心主义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化，成为没有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呢!”(7)他反对用政治冲击、代替艺术，损害文艺的审美特性，使人看了枯燥乏味。

由此可见，他主张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大框子”，即求得文艺正确发展的政治方向、政治标准，然而却坚决反对束缚文艺繁荣发展的政治“小框子”。这与鲁迅的文艺思想是相通的。鲁迅说过，“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8)以马克恩主义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力指导，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大框子”，或者说“大圈子”，无疑是完全对的，因为

它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充分发挥文艺与政治融为一体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作用。相反，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政治“小框子”，或者说“小圈子”，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它有损于充分发挥文艺的审美特性。这一文艺的政治原则，与列宁关于文艺的党性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既提倡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9)这一“最伟大的框子”，又反对给文艺规定“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的标准化的“小框子”。我们不能为了反对阻碍文艺繁荣发展的政治“小框子”，而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最伟大的政治“大框子”也给反掉了，造成用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一种更大的错误倾向。这两种倾向都要反对，因为它们都违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原则和美学原则。决不能只要政治而丢掉艺术，反之亦然，应始终坚持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文艺与政治内在的审美联系。这是一种天然的联系。谁也无法使它们完全脱离。

二

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为它们服务。客观存在的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人类生活，作为文艺审美反映的客体对象，通过审美主体的头脑，使审美主客体达到双向交流、双向建构，生成审美意象体系，因此文艺本体与政治、经济等审美客体无疑具有内在的审美联系。

文艺与政治的统一，会不会象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必然要“作出艺术上的牺牲以迁就政治”，导致“文艺的衰败和贫困”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它不符合文艺创作实践，违背文艺发展的规律。人类文艺史充分证明：在阶级社会里，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的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大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文艺与具有一定人民性的进步政治的内在联系。那些不朽的传世之作，总是或者歌颂光明，赞扬人民的政治斗争;或者暴露黑暗，批判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政治势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譬如，我国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许多名诗，关汉卿的《窦娥冤》，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外国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列甫·托尔斯泰的《复活》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范例。即使象巴尔扎克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他还不是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同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艺术成就，即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恰恰正在于现实主义艺术与反封建政治的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这正如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所说：“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管他同意与否，这部庞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阵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