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 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 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 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 the tree stuff”)。(注：Laurence Coupe,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New 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 ，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 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 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 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 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 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 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 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 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 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 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 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 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 。)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A Letter)”,PMLA 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 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 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 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 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注：Donald Worst,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7.)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对生态文学批评发展趋势的思考和讨论就开始成为热点。在 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后现代乃是生态学的时代，只有生态智慧才能使人 类走出困境。生态批评家用生态眼光看世界的同时自觉地用生态的眼光看文学。乔纳森 ·莱文最近指出，根据近年来美国出版的生态专著，美国的生态批评家可分为两大阵营 。一是“现实主义”生态批评家，二是“社会建构主义”生态批评家。(注：Jonathan Levin,“Beyond Nature?Recent Work in Ecocriticism”,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43,No.1,(Spring 2002),p.175.)这两大阵营所体现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从传统的西方 哲学思想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中寻求批评的源泉和养料。他们在生态哲学思想的启示 下，把生态文学批评置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中进行全面考察，力 求建构一种既展示文学批评本色又体现综合生态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同时，他们把对 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大到社会、文化甚至人类的精神领域，明确肯定人类生存的整体的生 态性质，把文学批评置于人类生态系统之中进行考察。用生态的眼光看文学，必然要重 新审视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充分重视自然对于文学的本源性意义。“尽管作为人类生命 基础、生存环境和实践对象的自然已被社会中介化了，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其自然本性。 自然之所以能生成为人，是因为自然本来就存在并生成着属人的本质。”(注：曾永成 ：《生态学——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课题》，《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8 页，第47页。)文学作为人类对自身生态进行审美调节的活动，一开始就打下了自然的 深刻烙印，并一直把自然作为永恒的创作源泉和审美原型。生态思维对自然与社会、文 化和人性的生态性整合，必将带来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
美国当代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生态学定位为“终极的科学”，因为“它 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于艺术与人文学科。”他指出，“尽管生态学可以被视为一门科 学，但是，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意义的。”(注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8 2页。)罗尔斯顿所说的“终极”决不是“终极真理”的意思，而是就其广阔的涵盖性和 问题指向的深度而言的。笔者认为，就生态批评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还没有充分 的理由说它已经到了“终极”的地步。但罗尔斯顿把生态学定位为“终极的科学”，至 少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由此必然提升到对人 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关注;其次，生态学已把社会和文化置于自然这个更具本原性的大系 统中，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 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再者，生态学把其他科学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加以融会和整 合，以纠偏补弊，使之在互补互动中共同优化人类的生存条件，并把人本精神融注于一 切科学，把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融合成一门科学，从而确立起一切科学对人 的生成的终极关怀;最后，随着生态学对有机体和人类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交 流的生态机制和意义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信息与精神的生成性联系的揭示，人与包 括自然在内的物质世界之间的精神关联即精神生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注：曾永成： 《生态学——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课题》，《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8页 ，第47页。)，这就使生态学跃上人性这一生态生成之巅，具有又一层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