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这三个有罪之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条救赎之路。在宗教精神中，“人生的偶然，变迁和灾难是尘世生活转瞬即逝及不随人意的本质之明证，他们教导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告诉我们人的痛苦，错误的罪行都来自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迷恋来自他们对肉体及其情欲，情感和需要的屈服，因而救赎就是让人通过修行超脱和祈祷逐渐地从时间之轮和肉体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尽管仍然活在这躯体里，但他却越来越多的生活精神中”。[2]霍桑以上帝的名义来解脱主人公所忍受的折磨与痛苦，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周期的开始。

二、神性与人性压抑

人人都是有罪的，通过救赎来达到一种精神的超脱。我们能看到清教在净化人们灵魂的方面有着一定积极作用，但这毕竟是表层的。透过表层，我们也清楚的看到霍桑对清教有着自己的矛盾和疑惑，这是由于清教对人性压制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

清教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但其自身有着巨大的缺陷：对外，清教主义者极端的迫害异己;对内,则是以上帝的名义对人性进行压制,主张禁欲主义。《红字》表现更多的是清教社会中以道德律令的形式束缚人性的社会问题。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在严酷的教权统治下，宗教与法律几乎等同，支配着人思想的不是个人的独立判断，而是教权。教权代替了人们的思考，教权代替了人们的判断。清教徒力图使社会宗教化，也许最初的动机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极端。当上帝的旨意成为某一部分权威的社会律令时，神性对人性的拯救就保不住在人为操作中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意义。在《红字》中，我们始终会感受到这种来自宗教压力的阴郁之气，也更直观的看到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怀疑与不满。

海斯特·白兰是不合理婚姻的牺牲品，她从未从阴沉畸形的齐灵沃斯那里得到过爱情。在齐灵沃斯近两年的音信全无的情况下，海斯特·白兰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早已不在人世，开始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却被冠以通奸罪公开受审，成为罪恶深重的人。她的处境是很令作者同情的。然而“世俗的法律不是她心灵上的法律”，⑹蔑视教规的海斯特·白兰表现出顽强的反叛精神，大胆的面对来自于社会、教会的羞辱和迫害。当她从狱中迈步到观众面前时，人们惊奇的发现她不但没有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⑺反而闪现出非常美丽的光。她的脸上现出高傲的微笑，她的目光是从容不迫的，她身上的服装是十分华美的，就连那象征耻辱的红字，都绣得异常的精美。当海斯特·白兰站在刑台上为通奸罪而接受惩罚时，霍桑写道：“在这群清教徒中，假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自然的会想起圣母的形象。”⑻当统治者的魔爪伸向她的女儿小珠儿时，海斯特·白兰不顾一切的公开反抗，据理力争，终于使母女没有分离。作者给予了海斯特·白兰纯真、善良、勇敢的品性，正是对清教莫大的讽刺和对清教严酷不近人情的一面进行的抨击。

丁梅斯代尔，他是“一个真正的僧侣，一个真正的宗教家，他的敬畏的情感发展得很高，而且养成一种心境，可以自然而然的沿着信仰的道路猛烈前进”⑼的人，但它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自然赋予的七情六欲，对宗教的笃信与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他成为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当丁梅斯代尔与海斯特·白兰的事情败露后，他的思想陷入了复杂的矛盾之中，使精神与肉体越来越衰败。霍桑塑造了丁梅斯代尔这一有着神圣加挲却暗中破坏节律的僧侣形象就是进一步对清教虚伪进行了嘲讽和批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清教社会中，人们把人类最真挚的感情当成最大的禁忌和罪孽，要去压抑人性的欲求，道德修养越高的人就会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神性，而他所受的压抑的扭曲也就越来越沉重。

齐灵沃斯是霍桑塑造的给予批判和鞭挞的人物。他没有给海斯特·白兰应有的幸福，葬送了海斯特· 白兰的青春。当海斯特·白兰另有所爱的时候，他又一次的断送了她的幸福。为了发泄私愤，他竟变成了恶魔式的人物，以“一个最可信赖的朋友”的面目出现在丁姆斯代尔面前，“使对方把一切的恐怖，惭愧，痛苦，无效的悔恨，无法摆脱的内心谴责”⑽都要对他和盘托出。齐灵沃斯长期对牧师进行的精神迫害，是极为险恶狡猾的复仇者。作者竭力描摹齐灵沃斯的丑陋与邪恶，而这样的一个人在清教统治者看来却是朋友，任其为所欲为。这就进一步揭示了清教的虚伪、残酷的一面。

小珠儿，作者把她比喻成“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出一朵可爱的的不朽的花”⑾ ，“她的姿态蕴藏着一种无限变化的魅力”。⑿年纪虽小，却已清楚地认识到与自己相背的世界而练出的凶猛的力量，狠狠反抗人们对她们母女的蔑视与侮辱，在她身上有一种鲜活激荡的生命的特质，其鲜亮的衣饰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叛。严苛的清教社会扼杀了她的妈妈的青春，以她的性格，在这片阴郁的土地上也不会有幸福可言。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给了小珠儿一个幸福圆满的归宿。让她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在霍桑所表达的情感上讲，是有一种倾向性的，倾向于自由、美满、有情感有追求的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