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总起来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性、人道主义是被当作革命文艺的对立物受到批判受到责难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初,一部分曾长期对人性人道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也终于在对新中国文艺实践的曲折经历的反思中意识到人性、人道主义的美学价值。但文艺思维稍一出现“异动”,便立即遭到了思维惯性的阻遏,一度趋于活跃的讨论也便无疾而终。其中周扬的遭际尤其让人为之惋惜。周扬在新时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思想解放,敢于负责,积极领导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清算,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他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猛醒,表达了迥异于前论的观点,却因此受到了相当严厉的诘问。经历过文革劫难的周扬,居然在文学的春天里挺不过这骤然来临的批评!令人高兴的是,80年代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普遍的认同,到了90年代,当西方文艺界反理性、反艺术、宗教化的趋向逐渐得势,暴力、色情等丑陋的东西被当作有趣把玩、展示、炫耀,中国的文艺界中也有不少人以此为时髦的时候,文艺界开始认识到了人性、人道主义在抵制这类不仅反艺术而且还反人类的所谓文艺思潮时的价值。在即将告别20世纪的时候,文艺界在人性人道主义文学观念上再一次形成广泛的共识,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在世纪之交学术讨论更趋于平静、理性的时候,我们已经具备了就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一严肃的论辩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否真的如某些人所说,是水火不相容的?此外,我们还想讨论一下20世纪中国文艺界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批判的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近年来,有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指称为一种只讲斗争和暴力、面目狰狞的理论,而声称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庸俗社会学恰恰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核心的面目全非的解释,迎合了这些指责,仿佛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的是一种不关心人的与人的尘世生活无关,只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和建立某种抽象的正义的思辨体系。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看,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启蒙的学人,康德毫不犹豫地宣称“人自身便是目的”,并将这一信念作为他的最高的实践原则。黑格尔虽然有观念吞没人的思维取向,但他承认“各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并在辨析他的自由观时,说:“自由乃是于他物中发现自己的存在,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意思。”○14费尔巴哈要建立爱的宗教,认为“爱可以使人从中找到自己感情的满足,解开自己生命的谜,达到自己生命的终极目的,从而,在爱中获得那些基督教徒在爱之外的信仰中所寻求的东西”○15。一般认为,费尔巴哈的理论充任了马克思恩格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介,显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随便地与无所用心地越过这一中介的,他们携着人类古代文化遗产的积极因子,吸取了费尔巴哈具有浓重民主色彩的人本主义理论而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此外,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也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另一个前提。诚然,马恩对空想社会主义有许多批评,甚至认为它的进步意义与历史的发展成反比。但马恩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受苦大众所表达的人道同情还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马恩还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16
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从事理论活动之初,就坦言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承载着历史创造着历史的人,并藉此与德国各种官方哲学划清界限。无论人们给马克思所讲的人加上什么定语,人总是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不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马克思希望人能够获得幸福的生活,人能够获得发展的自由、创造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人的生活,力图改善人的生活,致力于人在社会关系与物种关系方面的二重提升,这些都足以证明,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中心。
如果说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中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追求才能得以体现的话,那么在精神文化领域中,特别是在与实际需要拉开了较大距离且更多地反映出个性要求的美学领域,人道主义的诉求便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成为对扼杀人的情感被金钱亵渎的所谓艺术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美学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在文学艺术中更多地表现被压迫阶级的生活状况,他们认为这种表现将有助于“社会关注所有无产阶级的状况”○17,至于表现工人阶级对他们所生活的压迫环境的反抗,那更是马恩所欢迎的。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激赏那些表现了真正人类感情的作品。他们深切地感到,“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18,因此怀着欣喜对当时以性爱为旋转轴心的诗歌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19第三,在评判文学作品时,他们舍弃了党派的道德的标准而选择了包含人道主义因素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如前所述,进入90年代以后,文艺论坛不大能听到反对人道主义的声音,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进步。我认为,面对世纪末甚嚣尘上的反理性、反艺术、宗教化思维取向和解构主义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得不要为捍卫文艺的价值、捍卫人的价值进行斗争的话,那么,人道主义将会给我们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持。
从上面的简要回顾中,我们知道,人性人道主义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经历了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我们从这一经历中又可以获得哪些经验教训呢?我认为二三十年代以后人性人道主义受到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批判,是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
从客观原因讲,世纪之初,思想界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封建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与戕害在觉醒了的先进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反弹,在缺少理论参照的情况下,曾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过重要启蒙作用的人道主义思想遂成为反对封建专制,文化蕴涵深厚的精神力量。但当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实行恐怖统治的时候,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便显得相当的乏力,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与黑暗势力妥协的遁词,宣扬人道主义只能表明宣扬者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当时革命文艺界有意与人性人道主义拉开距离的立场是合理的。然而建国以后,当社会恢复了常态,文艺也有了向审美回归的要求的时候,却因政治上的失误,而丧失了实现这一回归的有利时机。当阶级斗争被认为异常的激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被认为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张扬人道主义将被看作是自拆心防,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投降。
从主观原因讲,首先,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与人道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人为地制造了阶级论与人性论的对抗,理论界视讨论人道主义问题为危途,人性、人道主义实际上成了极易引爆的雷区。其次,对文艺的特征认识不清也是理论失误的重要原因。诚然,在阶级社会中的文艺,能够表现作家艺术家的政治意识,甚至可以为政治服务,但就文艺发生的终极根源说,文艺是因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陶冶情感、扩展与提升人的感觉机能、创设和谐的生活氛围。文艺具有提升精神改良人性的人道主义的性质是不容怀疑的。反对人道主义的美学原则,在文艺审美领域刻意追求审美以外的东西,就会使文艺失去其存在的根据。因此尽管在人类生活的一些特殊阶段,文艺的人道主义性质被客观情势所抑制,但这种抑制的合理性也只是阶段的合理性,一旦社会生活进入正常状态,便应适时地恢复文艺的正常机能,使其发挥改良社会改良人生的积极作用。从坚持文学艺术的进步取向和人学特征着眼,从西方思想文化领域所弥漫的反理性、反艺术、反人道主义的文化思潮和人们对这一文化思潮的极大反感的实际着眼,即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立者在艺术审美领域真的如人所说是排斥人性人道主义的(这是一种虚拟的假设,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者,在新的形势下,为了文艺的健康发展也应对人性、人道主义的美学思想作出自己本于良知的肯定。〔责任编辑:张 磊〕
注：○1《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载《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五卷第五号。
○2《什么是新文学》,载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
○3《小说月报》1921年7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七号。
○4《文学旬刊》1922年5月11日第三十七期。
○5《创造周报》1923年5月20日第二号。
○6《中国青年》1923年12月22日。
○7载《新月》第一卷第一号1928年3月10日。
○8《文学与革命》,载《新月》第一卷第四期1928年6月10日
○9《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
○10载《创造》第一卷第十二期1928年7月10日。
○11《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载《语丝》1928年8月20日第四卷第三十四期
○12载《新港》1957年1月号。
○13《文艺月报》,1957年(5)。
○14《小逻辑》,44页。
○1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24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7页
○17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
○18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9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