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酝酿构思和艺术表现阶段，即形象思维运动的发展和成熟阶段，作家的感情活动没有消失，而是更强烈、更深刻、更有规律。作家的感情随着艺术构思中的人物形象的命运而起伏变化，可能为理想人物的成功和胜利而笑逐颜开，也可能为他们的失败和牺牲而潸然泪下;可能为反面人物的罪恶行径而怒不可遏，也可能为他们的可耻下场而拍手称快……。这种情形，屡见不鲜。许多作家都有相似的体会。作家杨沫说《青春之歌》“着意刻画了卢嘉川、林红、江华……这些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英雄形象。我爱他们，尤其是卢嘉川。当写到他在牺牲前给林道静的那封最后的信时，我的泪水滚落在稿纸上，一滴一滴地把纸都打湿了。”[12]作家姚雪垠也说：“任何一个小说作者，他对自己所写的英雄人物和故事情节不感动，不充满激情，他的笔墨不可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弦，唤起强烈的共鸣。我在写《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过程中，常常被自己构思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纵横和哽咽，迫使我不得不停下笔来，等心情稍微平静之后再继续往下写。”[13]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它说明作家的感情随着形象一起运动，是形象思维的一条普遍规律。任何作家一经进人形象思维状态，那么不但会有接连不断的生活图画浮现上他的脑际，而且会有起伏不停的感情涌流在他的心头。然而，重要的还不在于证明在形象思维的发展和成熟阶段，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而在于怎样说明这种感情活动对形象思维的推动作用。创作实践证明，在形象思维的深化运动中，如果作家的感情汹涌酣畅，那么思维中的形象就飞腾活跃，就会出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反之，如果作家的感情贫乏凝滞，那么思维中的形象就干瘪苍白，就会陷入文思枯竭的境地。上面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同样也可以说明在形象思维运动中作家感情的充沛饱满，对于作品形象的鲜明生动，有着直接的影响。《青春之歌》、《李自成》等作品能创造出那样血肉丰满的形象，难道跟作家在创造过程中那种强烈的感情活动没有密切关系吗!作家的强烈感情活动对形象思维运动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作家的感情活动不仅对形象思维运动起着推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对形象思维运动的方向，还起着某种规范作用。当然，对形象思维起指导作用的是人们的世界观，但因为感情和世界观是分不开的，一定阶级的感情就是一定阶级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所以在形象思维过程中，感情对形象思维起着某种程度的引导作用，是毫不足怪的。例如，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带着一腔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那么即使他主观上想描绘工农兵的光辉形象，结果还是办不到。因为他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顽强地然而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整个形象思维运动中去，写出来的工农兵，必然衣服是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却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就说明，作家的感情正确与否，对形象思维运动的方向影响很大。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在逻辑思维过程中，不也时时流露感情吗?这跟作家在形象思维过程中的感情活动，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说科学家在逻辑思维过程中的确也有感情活动，它跟作家在形象思维过程中的感情活动的区别是相对的，但毕竟还是有区别。一般说来，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在逻辑思维过程中，科学家有时为研究工作遇到挫折而烦恼苦闷，有时为研究工作获得成果而欢欣鼓舞，他们较多地是对研究的任务产生了感情，对研究的对象或是不产生什么感情，或是较少产生感情，而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作家时而兴高采烈，时而痛哭流涕，他们更多地是对描写的对象(如人物形象等)产生了感情，对创作任务的感情则是比较次要的。其二，在逻辑思维过程中，除某些政论家外，一般科学家的感情，尤其是自然科学家的感情，不会直接影响他的研究对象，不能把自己的感情渗透进研究的结论中去;但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作家的感情毫无例外要直接影响到他描写的对象，而且必然要把自己的感情灌注到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之中。由此可见，作家在形象思维中的感情活动和科学家在逻辑思维中的感情活动，确实是有不同的。
第三， 形象思维运动以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并进为发展路线。
在形象思维运动中，作家头脑中的生活图画沿着什么路线向前运动呢?我认为形象思维运动的路线，是由形象思维运动的目标所决定的。对于进步的革命的作家来说，形象思维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以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而艺术形象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体，就是说它一方面是具体的感性的独特的，一方面又是普遍的一般的概括的。《祝福》中的祥林嫂，有不同于他人的出身、遭遇、语言、行动、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所以她是具体的独特的;但她又代表了旧社会千千万万受封建“四权”压迫的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所以她又是普遍的一般的。创造这种一般与个别统一的艺术形象，就是形象思维运动的目标。为达此目标，形象思维运动就只有一条路线，那就是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并进。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高尔基曾说：“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他们最特征的阶级特点、性癖、趣味、动作、信仰和谈风等等，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14]鲁迅也有相似的说法：“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者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15]高尔墓所说的“综合”，和鲁迅所说的“拼凑”，实际上就是概括化，当然这种“综合”和“拼凑”又不象科学家在逻辑思维时那样，把具体、感性、独特的成分舍去，“综合”、“拼凑”出几条抽象的公式、定理、定律来，而是“综合”到“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身上”，“拼凑”到“一个”“角色”身上，并保留和丰富那些具体的感性的独特的东西。这实际上又是个别化，概括化和个别化就这样同时进行，不可分割。
下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进行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形象思维运动的最初阶段，浮现在作家脑际的生活图画是比较庞杂的，美与丑并存，真与假并存，精细与粗糙并存，深厚与浅薄并存，精华与箱粕井存，主要的与次要的并存，现象与本质并存。因此此时作家头脑中的生活图画还不鲜明、不精细、不清晰、不完整、不定型。随着形象思维运动的发展，作家根据作品主题的豁要，对生活图画进行选择、比较、综合、舍弃、连级、生发、改造、虚构等艺术加工，也就是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于是形象思维进人了成熟阶段，此时作家头脑里的生活图画越来越鲜明、精细、清晰、完整和定型，构成了完美的艺术形象。形象思维从最初阶段进入成熟阶段的整个过程，一方面抛弃了那些偶然的、次要的东西，综合了那些必然的主要的东西，使形象能反映出一定社会生活的一般本质和规律洞时另一方面，又不舍弃生活本身的具体、感性的特点，反而通过创造性的想象等艺术加工，使形象更丰满，更生动、更独特。这样，就同时完成了形象思维的概括化和个别化的运动。
形象思维运动的这一特征，为无数文艺创作实践所证实。这里试以小说《李双双小传》的创作过程为例：据作者李准说，李双双的原型不止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其中包括一个热心学文化的妇女组长，一个争强好胜并敢和男人大声说笑的妇联主席，一个绰号叫“二炮风”的大公无私的年轻女炊事员，一个又爱丈夫又敢教育丈夫的党员队长。[16]这几个人物本来毫不相千，她们的事迹有些也没有多大意义，至于夫妻吵架、热心学文化、大公无私办食堂等事情，也分散在好几个人身上。但是作者在形象思维过程中，舍去了那些没有多大意义的材料，把不相干的事情连缀起来，把那些农村新型妇女共同的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敢想、敢说、敢干的思想作风，都集中到李双双这样一个人物身上，这样李双双就比生活原型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成为了新中国农村先进妇女的代表，从而有力地反映出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思想性格大解放的本质规律多同时，这个经过作者取舍、连级、集中、想象等艺术加工而塑造成功的李双双，是血肉饱满的活生生的单个人，她的语言、行动、心理状态、作风气派，以至生活经历，却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为创造这一典型人物所进行的形象思维的过程，井不是先抽取人物共性，再外加点人物个性特征;也不是先定好人物个性特征，再往里填人物的共性;概括化和个别化是不可分离地同时进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典型人物达到充分的阶级共性和鲜明的个性的有机统一。小说创作是这样，写诗、画画也是这样。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方面是诗人对当时到处可见的生活现象的高度集中，有力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本质规律，同时另一方面，诗句所描绘的这幅鲜明画面，又是从杜甫自京赴奉先路上所见到的生活图画中提炼出来的一幅独特的生活图面。可以这样说，诗句所描绘的是一幅画(个别的)，同时又是许多幅画(一般的)。正象李双双是一个人(只有这样一个李双双)，同时又是许多人(她代表了千百个新中国农村先进妇女)一样。王维的画《袁安卧雪图》，里面翻了雪里芭蕉，既让白雪映衬绿燕，又让芭蕉徽倪冰雪，这粉突出了芭蕉欣欣向荣、一派生机的普遍性格，同时这“雪里芭蕉”的奇特生动的情景，毫无疑问又是举世无双的。这些诗和画之所以能达到一般与个别的和谐统一，正是因为诗人、艺术家在进行形象思维的时候，不是把概括化和个别化机械地割裂开来进行，而是沿着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进行的路线发展的。
我们说形象思维以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并进为发展路线，但并不是说凡形象思维都可以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世界观落后或反动的作家，也用形象思维，也是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进行，可他们笔下的艺术形象，决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
综上所述，形象思维运动的基本特征是：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以强烈的感情活动为推动力量，以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井进为发展路线。生活图画来源于生活，强烈的感情也来源于生活，概括化和个别化也要以深厚的生活为基础。因此，强调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投入火热的斗争。这就清楚说明，我们所主张的形象思维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切否定、指斥形象思维的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
注释：
[1]《鲁迅全集》(十卷本)第三卷，第281页。
[2] 苏轼：《东坡全集》第32卷。
[3] 参见《历代画家故事》第114页。
[4]《沫若文集》第十一卷，第143, 144页。
[5] 参见《沫若文集》第十卷，第205页。
[6]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
[7] 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第57页。
[8] 王汶石：《漫谈构思》，见《人民日报》1961年2月2日。
[9] 列宁：《哲学笔记》1962年版，第303页。
[10]《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414页。
[11] 杨朔：《我的感受》，见《人民文学》1953年第1期。
[12] 杨沫：《关于<青春之歌)的通讯》，见《北京文艺》1977年第8期。
[13] 姚雪垠：《李白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
[14] 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第6页。
[15]《鲁迅全集》(十卷本)第四卷，第394页。
[16] 参见李准,《情节、性格和语言》一文，见《鸭绿江》196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