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一样，翻译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从文本的取材到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行为的每个阶段都包含译者对多种选择的确定。相比于一般的语言选择过程，翻译这种双语间的转换活动涉及的选择层次更为复杂。“从译什么”到“怎么译”，无不贯穿着语言符号之外的社会，文化，认知等多方面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宋志平，2004：20)。选择的目的是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翻译活动中的各种选择都与交际的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译者必须能够从特定的翻译语境中选择一种具体的翻译目的，而翻译活动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顺应这个翻译目的做出的。宏观层次的选择要顺应于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微观层次的顺应则体现在译者可以根据交际的具体情况灵活地采用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的顺应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但由于跨文化交际中差异的客观存在，绝对的全方位的顺应是不可能在一次翻译活动中得到全部实现。译者在面对多种选择的前提下，只要能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目的出发，顺应具体的交际环境和交际对象，有意识地选择文本和翻译策略，做出灵活动态的顺应性翻译，从而顺利地完成交际任务，就可以算是成功的翻译(宋志平，2004：22)。

二、鲁迅翻译文本的选择

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谈到翻译时曾明确指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共译之例;三曰，善能译之才”(郭延礼，1998：227)梁氏所言“择当译之本”，指的便是译者的选材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加以介绍和翻译是翻译过程中一个最根本的选择。在历史大变革时期，较之“怎么译”，“译什么”更成为译事的头等要义(许钧，2002：63)。如何“择当译这本”，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动机，而这种目的或动机通常会受到译语文化的时代，社会和主流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大文豪，翻译家鲁迅身处风雨飘摇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他的异化翻译的目的在于颠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但更深远的目的则在于“启蒙”，在于“文艺救国”，在于唤醒国民的革命意识。鲁迅当时所考虑的问题是要用科学和文艺来“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2005g：318)。他指出：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这是互为因果的。(2005H：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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