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唐跃、谭学纯发表《寄希望于文学的语言学批评》(《文论报》11月1日)为语言学转向后刚刚启动的语言学批评助跑，同时或稍后，谭学纯、唐跃发表于《文艺研究》等刊的“语言情绪”系列论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的“语言变异”系列论文，唐跃、谭学纯发表于《文学评论》等刊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系列论文，在小说语言观念的转变期留下了自己的话语权。这些理论探讨使本体论意义上的小说语言功能突显出来，对小说语言观念的思考也带有明显的审美意味。本体论意义的语言功能、语言审美价值的发现为小说语言变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了小说语言观念转变的发展与深化。当语言变异在其实践过程中进行了对自身功能、特性的反思时，也就意味着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观念意识开始走向成熟。

1988年《文学评论》对文学语言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第1期发表了程文超、王一川、伍晓明等十人的一组笔谈《语言问题与文学研究的拓展》。其中，程文超的《深入理解语言》十分引人注目，他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语言命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便意味着它必须打破常规;语言显示着作家的思维模式和关于文学乃至世界本体观念的差异;语言的变异反映出“文本”之外创作主体的思维模式、艺术观念、哲学意识的某种程度的变化。同时，王一川的《语言作为空地》、伍晓明的《表现·创造·模式》、季红真的《回到狭义的语言概念》、潘凯雄和贺绍俊的《困难·分化·综合》、陈晓明的《反语言文学客体对存在世界的否定形态》等也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这组“笔谈”推动了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此后，理论家们在更新的小说语言观念的指导下，使得小说叙事、小说文体、小说语言变异、小说语言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更加深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李国涛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小说文体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陈金泉论述了当代小说非规范化语言的意蕴无限的包孕美;南帆指出了小说语言功能研究的广阔视角。

四、“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片面的深刻

南帆在总结1976—1986这十年间，中、短篇小说技巧时，从叙述语言的角度考察了其变化。变化首先体现在“新朝小说”对当代小说家语言观念的冲击，对中国小说深层的心智模式的启迪性影响，对现代小说技巧的现代性拓进，对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推进。从“新朝小说”到“后新潮”，一批又一批作家开始致力于形成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寻找语言”成为作家的兴奋点，以致汪曾祺干脆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种极端化的表述包含着片面的深刻。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片面在于：这是一种从起点直接抵达终点的表述，越过了小说写作中不能越过的一个环节。完整的小说生产流程包括：生活经验→艺术经验→语言经验→语言文本，当作家的生活经验转换为艺术经验，借助语言经验凝定为语言文本的时候，创作层面的小说才是完整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从“得意忘言”走向“得言即得意”，从忘却语言的艺术走向唯语言的艺术，屏蔽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写语言”不是随意性的涂鸦，而必须是艺术经验提升了生活经验之后的语言外化。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深刻在于：不是艺术经验照亮了生活经验之后就必然产生优秀的小说，如果作家在语言环节受阻，再好的艺术经验，也只能是小说家的胸中之竹，而不是手中之竹。关于这一点，1988谭学纯等两次论及。谭学纯、朱玲就物象、意象、语象的转换，强调了语言在语言艺术定型中的功能。唐跃、谭学纯的《语言能力在文学创作中的用途和类型》讨论得更充分。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片面的深刻在一些相关的理论表述中时有显现：

1986年王晓明的《在语言的挑战面前》指出：一切所谓的文学形式首先都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是作家酝酿自己审美感受的整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语言的过程。小说语言不再只是接受和遵循既定的普通语言规范，而在接受规范的同时更加着力于超越规范和创造新的规范，唯其超越才有可能获得语言表达的充分自如或者说最高境界。

李洁非也持有同样看法，他指出，语言艺术之所以是一种艺术，关键在于它具有“形式意味”。小说的文体使其语言与日常语言相区别，尽管小说语言和日常语言都遵循了大致相同的构词、造句等语法规则。他借鉴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认为《堂吉河德》的主人公是“小说结构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塞万提斯精心刻画描绘的产物，并强调生活事件进人小说框架和结构后，就符合与体现出该结构的形式，他着重强调“结构因素在一切散文作品写作中占支配地位”，它使得小说中的语言彻底摆脱了非结构的松散状态，创造了语言的“别一种世界”。

1988年秋，《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李劫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艺评论》第6期发表了辛班英的《当今小说的叙事风度》、季红真的《精神被放逐者的内心独白——刘索拉小说的语义分析》、罗强烈的《矮凳桥系列小说的叙事结构》都是评论家试图将更新的小说语言观念运用于小说文本研究的巨大成果，其研究视角、论述方式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把语言强调得过了头的地方。

1990年代，在新的语言观的指导下，小说语言的实验操作、从不同角度人手的小说语言理论的建构、文学批评的“语言论转向”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学观念从“反映论”的单一本质规范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身的广阔性和多样性;语言批评突破了单一的技巧论模式，向多元化批评模式逼近，也就是说，语言观念在不断更新，新的理论体系正在重构。与此同时，“玩语言”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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