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上述提到的问题，言语行为研究的发展需要有新的突破。事实上，语用学研究和言语行为研究现阶段已经出现了针对上述问题的新方向。本文将介绍其中的两个新方向，并分别称之为特定文化环境(culture—specifc)以及特定语言环境(1anguage—speciifco一方面，特定文化环境是说研究者要以研究对象的文化为本，尤其是当东方学者采纳西方传统理论框架的时候，要从自身的文化出发，要以被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世界为基础。SachikoIde，YasuhiroKatagiri，willi锄Hanks和ScottSaft等人近年提出“解放语用学”(“emancipatory pragmatics”)的概念，旨在“打破已建立模式的束缚并使理论来源多样化”。他们指出，基于欧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语用学研究传统，倾向于“不加鉴别地依赖于操现代西方语言者的常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主义、理性和市场经济”。于是他们鼓励研究者们“将本族语者的生活世界融进该语言的语用描述中”。显而易见，“解放语用学”的主要观点就是要研究者基于具体的研究对象文化，而不是一味地套用西方的理论。
具体到研究方法，“解放语用学”则要求研究者融合不同的学科，将语言看成是“历史嵌入的活动，由丰富的认知组成，由语法构造，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此外，研究者还需构建概念框架，其中包括语言形式与言语活动及社会常识的融合、语言和非语言的融合、相对非任意性(即社会理据)、社会中心性、历史嵌入性、一般与具体、规则与启发式以及简化论之外。《语用学杂志)(JournalofPragmatics)2009年第4l卷还出版了一系列“解放语用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涉及的课题包括指称、语言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语法概念的日语语言分析等等。言语行为研究若是吸收“解放语用学”具体到文化的观点，相信可以为非英语语种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启发，改善英语语料占主导作用的现象，从而可以更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并使研究成果多样化。
另一方面，特定语言环境则涉及到言语行为研究的语料问题。前面也已经提到，传统的言语行为研究所采用的语料要么是研究者靠自己直接编造的句子，要么是研究者通过问卷收集，很少有研究的语用学研究大多数是依赖基于操本族语者的直接而编造的例子。这些研究的大体目标是描述那些可能阻碍听者理解说话者意图的不明确处，然后总结一系列当说话者和听者面临这些不明确处可能会依照的规则和条件”。但是阿道夫斯发现，“当我们研究语料库所体现的真实的语言使用情况时，这些不明确之处大部分是不存在的”。因此他强调语用学研究应该基于语料库，基于真实的语言语料。
阿道夫斯就以剑桥——诺丁汉英语话语语料库(CANCODE)为基础，研究了英语“建议”言语行为。有别于局限于句法结构的传统研究，他则是从具体的“建议”表达式出发，从语料库中搜寻这一表达式的运用情况，其中包括搭配、功能分布和语境分布三个方面。阿道夫斯具体到语言层面研究言语行为，发现了许多传统研究方法忽视的情况，为言语行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以上提到的两个新方向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特定语言环境的研究需要具体的语境，那势必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所在的文化本身，深入挖掘该文化所蕴含的特殊品质。特定文化环境的观点若有该文化具体语言语料的支持那会有更大的事实说服力。这些新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出当前语言学研究的一些转变：首先，普遍规律性不再受到追捧，个体的具体特性逐渐受到关注;其次，语言使用的真实具体语境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言语行为理论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发展至今，已不再是一个新生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深入地分析了言语行为的归类、实现模式、语用礼貌和策略问题，为言语行为研究积累了充足的理论支持和实证框架。但是随着语料库的兴起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关注，言语行为的研究传统遭到质疑，并且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新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注重特定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关注特定的语言环境，两者相辅相成，极大地推进了传统言语行为研究。总结研究历史，把握这些新方向，相信可以为新的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研究参照。